本报评论员/雷思海

　　升级后的首次中欧战略对话不久前在中国贵州省的省会贵阳举行。此次战略对话将举办地选在了贵州，那里是中国西部的欠发达省份之一，欧盟代表团在对话前专门访问了贵阳周边不远处贫穷的农村和一些贫困农户。

　　一般而言，此类高端对话往往会选在北京、上海等发达的大城市举行，但这次对话却把舞台搬到了欠发达的贵阳市。中国前驻欧盟大使丁原洪表示，把对话放在欠发达地区举行，可以让欧盟官员实地感受全面的中国，“眼见为实，这便于欧洲更好地理解中国为什么是发展中国家”。

　　笔者以为，中国此举甚为恰当。反映了中国对世界以及对自身看法的巨大变化，令人欣慰。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召开任何一种国际会议，除了议题对于会议的成功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会议的举办地点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很多国家在选择国际性会议的举办地点上，带有自己的外交考量。比如今年2 月，加拿大将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举办地选在北极地区城市伊卡卢伊特，就是想借此宣誓加拿大对北极地区的主权。

　　中国此次选择在相对欠发达的贵州举办中欧战略对话，其中当然不乏外交考虑，即希望欧盟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当前“中国责任论”在欧洲商界和政界都有不少拥趸，而一些欧洲国家舆论更是过于夸大中国的发展，希望欧盟能与美国一起制衡中国。因此，让这部分人中的一些代表，到实地真切地感受一下中国不发达的城镇和贫困的乡村，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心理角度来说，一个没有自信心的人总是希望向别人展示自己最好的地方，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而一个自信心很充足的人，他是不怎么介意把自己最差的地方展示给他人的。人既如此，国又何尝不是这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这次坦然展示自己的贫穷，是中国国民心理上的一次飞跃。不可否认，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存在不自信之处，但是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自信。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以前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基本上都在最好的城市、最好的地方举办，难道那些地点都是不合适的？对此，笔者的观点是，赞赏中国现在的示穷，并不代表着反对过去的示强，因为不论是过去的示强，还是现在的示穷，都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的，都是难以替换的。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终于从只能示强的时代发展到今天可以坦然示穷的时代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这种彼此之间变化的步伐是如此之快，它正是中国在与世界各国的竞争中，获得比别人更多、更大进步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