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有人发帖称，“开学了，各地教材大换血”——20多篇课文“被踢出去”，比如《孔雀东南飞》、《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因此刘毅称之为“鲁迅大撤退”。20多篇经典课文一列出来，既让网友开始怀念起那些熟悉的字句，也让网友唏嘘感慨，更有网友质疑，既然是“经典”，为何要撤？（《广州日报》）

　　一本启用良久的语文教材，往往是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年长日久就升华了一种情结。当有一天，偶然摩挲儿时或少年时使用的课本，再比照换血后的课本，那些熟悉的课文不见了，的确让人唏嘘感慨。因此，每每传出教材换血的消息，总会引发争议，有人或暴跳如雷，或神情沮丧，或长吁短叹……这种现象的背后，与中国人有浓厚的怀古、恋旧心态有一定关系。

　　其实，面对教材换血不必忧心忡忡，更不必痛心疾首，甚至如丧考妣般悲痛。不妨先理清几个问题：

　　其一，教材换血正不正常？换教材本来就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教材大换血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民国的教材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教材不可能一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教材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材也不一样，新世纪以来的教材与以往的教材同样不一样。如果一种教材一成不变，数十年如一才不正常。每个时代的教材编纂者，总要考虑时代背景和现实语境，无论谁主编教材，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情景，比如作为魏巍的名篇《谁是最可爱多人》，是其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这篇文章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既与文章本身优秀有关，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如今50多年过去了，世易时移，2008年，这篇文章退出教材，笔者认为并无不可。当然，不是说文章所昂扬的精神就不要了，而是说该文章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一下，未尝不可。

　　其二，该如何给教材大换血？教材换血，鲁迅的文章往往首当其冲。应该承认，数十年来，鲁迅在国人心中已经被塑造了一个神，他是文学的标杆，是骨头最硬的代名词，是无可取代的思想巨擘，因此一旦将其文章大幅度撤出，不少人的心理的确难以接受，甚至唾口大骂，感叹鲁迅精神离我们远去了！其实，不必如此激动。众所周知，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怕读鲁迅，坊间有这样的说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为什么怕？一方面固然因为鲁迅的文章比较硬，另一方面也与不少老师过度图解鲁迅有关，把无数政治标签强加给鲁迅，鲁迅被塑造成了一个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角色。同时，鲁迅的文风确实有杀伐之气，正如作家韩石山在《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一文中认为，鲁迅的文章有一股“阴冷之气、杀伐之气”，青少年读多了会有负面的影响。

　　耐人寻味的是，鲁迅之子周海婴也曾直言不讳地称：“我希望，青少年能逐步接触鲁迅的作品。过去政治上的需要，我们不去讨论。个别年轻人如果不喜欢（鲁迅），也没关系。”诚然，当年鲁迅的课文大量入选教材，是政治上的需要，是伟人推崇鲁迅有关，与当时的时代有关。今天，适当地调整一下，未尝不可。比如，不妨把鲁迅的文章换成胡适的文章，让孩子们早一点接触胡适，不是坏事。

　　其三，谁来给教材大换血？其实，不少人之所以失落，甚至激烈反对，一方面固然是源于一种绵长的情结，另一方面则与民意旁落有关。事实上，教材大换血的确牵一发而动全身，既对教师带来影响也会给孩子产生影响，兹事体大，不可小觑。基于此，教材换血乃至教育编纂，不妨更多一些开放性，即不必仅仅由几个专家学者自斟自唱——由几个人来决定几代人的阅读、决定数亿人的学习，因此，能不能在编纂教材和给教材换血前，尽可能地征求民意？此外，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教材不必整齐划一，事实上，当前许多地方使用什么样的教材都有了一定的自主性，既然有了自主性就应该有开放性，因此这就更需要开诚布公，广征民意。民意得到了充分尊重，教材再怎么换血也许就不会招致如此强烈的反弹了。

　　其实，就笔者个人感觉而言，发现此次教材换血有一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巴金的《小狗包弟》入选教材。诚如报道所称，这是一篇反映“文革”的“反思文学”，文章选自巴金的散文集《随想录》，而《随想录》是巴金用“自我忏悔的形式，从反省自己的软弱开始，逐渐进入对全民族的灵魂的拷问”。凡是洞悉现实的人，以及对教材以往所选文章有些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是一种进步。

　　一言以蔽之，任何教材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固执地期待甚至捍卫教材不变，实际上是抱残守缺。教材可以变，关键是怎么变？谁来主导变？要变成什么样子？这才是教材大换血背后的真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教材变血就会少一些争议，多一些共识。（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