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检察院发生爆炸案，而此前分管反贪的副检察长张立言突然向市委提出辞职，老检察长吕子风托病住进医院，紧接着国光厂国资流失案浮出水面，高阳县苗木受贿案引发农民大规模上访……内外交困中，新任检察长杨天翔带领张立言、晏秋、周海波等检察官冲破重重阻力，与腐败分子作殊死斗争。

　　■秦汉民惊讶地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无所顾忌，从来没有这样敞开胸襟，他甚至想掏出自己滴血的心，让所有人看个明白，他包裹了一颗最为珍贵、最为柔软的内核。

　　二

　　钟良道:“具体怎么配合，下来后你们两院协商，不过这个案子说党委插手也罢，行政指令也罢，我还得定个调子，既要依法，又要从快，任何人不得有部门之见，老百姓还等着你们早日拿出一个结果来。”完毕，又征询道，“还有没有不同意见?”陈正宇的嘴巴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想了想，终于压了下去，这一切都被钟良看在了眼里:“下面请省人民检察院秦汉民检察长为大家作指示。”

　　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秦汉民，这位本来就外表严肃，不苟言笑的省检察院检察长，此刻更透露出一种压抑的威严:“同志们，听完汇报，可以肯定，这是一起政法干警陷入非法利益格局，办人情案，关系案，影响公正执法的典型案件。一个双方协议30万元的买卖，只付了4万元;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经过一审、重审、终审直到申诉被驳回，几近5年;一场官司下来，明明白白自己的矿，怎么就不明不白地没了?这中间是老百姓不守法，还是有人在以权弄法?当耿顺开向法律求助的时候，每一扇门都是闭着的，不，准确地说，是把他放进去，暴打一顿，再扔出来。同志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我们名字的前面，冠有‘人民’二字，可我们还属于人民吗?我们在为谁掌权?为谁执法?我们还要不要人民活了?正义就这么难以伸张?公正就这么难以获取?面对耿顺开的诉求，两级法院糊涂官判糊涂案;面对耿顺开的控告，市检察院党组敷衍塞责，推诿庇护，法律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官官相护中失守，想一想我们都干了什么?我们优越地忘记了救助，富足地忘记了饥饿，为官而忘记了民需，在一个法律并不缺失的年代，却让一个普通百姓的命运犹如路边的枝条，被轻易粗暴地折断。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不是耿顺开不惜命，是我们不拿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如果我们戴上一顶官帽是用来吓唬老百姓，操起一柄权杖是用来欺压老百姓，那还要我们干什么?!当耿顺开心理仇恨的能量积累到不得不以一种极端的行为泄愤，不得不以一种个人暴力公然对抗国家暴力，这已不单是耿顺开个人的悲哀，也是法律的悲哀，更是执法者的悲哀!”秦汉民的话像一把刮骨疗毒的手术刀，让所有在场人都感觉到切肤之痛。如果说这之前他对爆炸案的态度仅限于一个正直领导对一起事件的理性认识，而现在他却完全因了一颗为官者的良心，催生出他深藏心中的情感。那是一种怎样纠结的情感，悲悯、体恤，震怒，憎恨，而这一切一切为的竟是被强权欺凌的弱小，被官僚抛弃的黎民。他

　　惊讶地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无所顾忌，从来没有这样敞开胸襟，他甚至想掏出自己滴血的心，让所有人看个明白，他包裹了一颗最为珍贵、最为柔软的内核，他要告诉所有的人，这颗内核就是老百姓，为了他们，他可以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为了他们，他可以向所有的黑暗和邪恶宣战。

　　有一个人对秦汉民的到来格外关注，他便是荣华集团董事长向荣华。

　　荣华集团的前身是荣华科工贸综合有限公司，最早是当地中学的一家校办工厂，名为工厂，80年代初不过是一家在校园内摆摊设点，提供课间餐的点心铺，做大后便被学校正式收编。90年代初，全民经商热浪翻滚，机关大办三产，校办厂摇身一变，跃升为挂靠在市教育局名下的企业，除了继续原来的老本行外，还包揽了全市教育系统的基建、印刷和服装加工。再后来，国家清理三产，校办厂与教育局脱钩，一个完全个人独资的荣华科工贸公司破茧而出，这便是荣华庞大商业帝国的雏形。羽翼渐丰的荣华摆脱束缚后，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并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90年代中后期，荣华开始涉足地产界，2005年，荣华股票在香港主板上市。至此荣华财富得到了空前膨胀，荣华股份加上名下的其他物业，使其总资产从上市前的2.3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5年的25亿元人民币，10倍的涨幅，这一令人瞠目的数字组成了“荣华神话”。

　　作为“荣华神话”的缔造者，向荣华无疑是人中翘楚。这是一个云遮雾绕的人物，他那急剧暴涨的财富、忽隐忽现的背景以及政商兼通的本领，一直让他的身后缠绕着种种挥之不去的传言和欲解难开的谜团。

　　如果把向荣华比做一尊金身，最早他却是一具泥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