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贵峰

　　干部提拔须过道德关、“以德为先”，当然没有问题。但以“家庭道德鉴定书”的形式来评判干部道德的合理性、可行性，显然又是值得推敲的。家庭成员之间如夫妻之间，实乃利害关系密切、利益高度统一的共同体，哪个父母、妻子会去恶评子女、丈夫的道德，以至于耽搁其仕途前程？

　　即便鉴定结论真是“无德”，但这对家庭道德伦理本身而言，显然又是不道德的——鼓励家庭成员、亲人之间相互反目，进行道德上的检举、揭发，破坏夫妻、亲子之间天然的伦理亲情，这合乎道德吗？事实上，正是基于对这种伦理亲情的高度尊重和呵护，在许多法治成熟的国家，亲人之间都是可以豁免相互作证的法律义务的——即使确实知情，也有权拒绝检举自己的亲人。法律上的作证尚且如此，更何况道德上的作证？

　　此外，还要看到，“家庭道德鉴定书”作为官员道德的批判依据之所以不够恰当合理，还在于，虽然都叫“道德”，但家庭私德与干部为官所需的职业公德，并不是完全统一吻合的一个概念。在具体现实生活中，它们之间甚至可能构成某种冲突和背反。比如，一个官员将贪污贿赂所得用于提高家庭成员的物质生活条件，利用手中权力为配偶子女的就业升学提供方便，虽然严重违法、违背职业公德，但在家人眼中，他却完全可能是合乎家庭私德的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女。

　　所以，若当真想要让干部过“道德关”，来自家长配偶的“家庭道德鉴定”是靠不住的，而真正靠得住的只能是广大公众选民的“社会道德鉴定”。任何时候，干部道德都不是个人家务事，而是一项严肃的公共事务，因此，职业公德而非家庭私德才是其基本核心内容。简单地将二者搅在一起、混为一谈，其实既无助于公德的提升，也无益于私德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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