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国政协举办的“21世纪论坛”召开主题为“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化化老年危机为老年红利”的专题研讨会上指出，2015年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加速上升一直要到2039年。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

　　人口红利的消失几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社会经济程度的发达带来的“副作用”，即是男女结婚生育年龄的普遍推迟，再加上基于国情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下一代”数量减少。而国民个体健康水平的提升又带来老龄化人口递增，因此“30年后两劳力养1个老人”成为可以想见的结果。

　　人口红利的结束并不可怕，但相应的国民福利回归应当尽早提上议事日程，2009年8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试点将在“十一”前启动。而这，在湖南长沙等地今年已变成了现实。

　　国家养老金的设置，对农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如果说市场天然追求效率，社会政策则天然追求公平。这种公平性意味着，社会福利作为国家对公民的应尽义务，国家必须承认所有公民在充分享有社会福利保障上的权利，没有理由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外。

　　而对于农民工的社保缴纳问题同样需要继续完善。这需要个人缴费支撑的个人账户做实，以及对企业履行为农民工交纳社保义务的监管力度增加，对包括《劳动合同法》在内的相关法规必须在日常执法中一丝不苟地执行到位。这一重大命题还牵涉到流动人口的社保一体化，社保如何突破现有的区域性壁垒，逐渐从全省自由转移到全国自由转移，也需要政策设计重大突破。

　　人口红利的结束应是国民福利的回归，这还意味着国民收入的持续性增加与不合理负担的减少——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工资集体协商以及背后的工会组织改革，其实都是在为民众获得与企业博弈过程中的“赋权”；而对包括个税起征点提高、对以家庭为单位的个税交纳等全民关注的制度性改革，又需要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税收政策发挥更多的权力监督作用，尽快扭转民众“纳税不少、公共服务享受太少”的不平等局面。

　　只有当福利制度是普惠的，是面向所有公民的，才真正具备了社会政策的公平性原则和基本内涵。一系列有关养老政策的重大调整，指向的是公民权利的平等、国家责任的全面履行，它必将对社会文化的变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是国家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也是社会进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