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富，再加上“短腿”的社保、高强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户籍门槛……所谓“中产”背负着种种生活压力。

　　事实上，这篇报道主要是针对大城市的高级白领阶层所采写，农村或者小城市居民可能还没有这些压力或者烦恼。

　　城市是个大的吸力漩涡，越是现代化、越是大规模的城市吸力越大。出身农村的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很少有再回到农村原籍就业的，一部分会在自己的大学所在城市找一份工作，一部分会流向“北上广”这些国际性的大城市，余下的一部分至少也是回到原籍县城这些最小的建制城市。真正能重回农村就业的少之又少，在这部分人当中，大学生村官、乡政府公务员、乡村教师又成了其中的主要三个存在形式；而这三个形式，又无一不是挂靠着“公家饭”或者近似“公家饭”这样一个大的背景。

　　农村的孩子会向城市流动，城市的孩子又向更大的城市流动。这样一个单向的阶梯式的人才流动方式，几乎是在做着一种周而复始的惯性运动，甚至不需要体制和人力的干预以及引导。这些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除非自身的家庭足够强力，能够提供一种很好的支持，否则一般就是无根无基，相当于白手起家。在这样一种创业过程当中，类似于社保、房子、工作、教育、户籍的问题都会一个不落地找上门来。当你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达到中产水平的时候，你会发现，环绕你的这些压力和麻烦，你根本还没有彻底解决几个；所谓的中产，也只是外在的繁华盛景，而根子，还是飘的、浮的。

　　这部分人的生活未必就如还在原籍的那些朋友、老乡、同事有多滋润；这部分人的生活很多时候，也远远比不上那些城市的“土著”居民。但是大城市宽广的就业成长空间以及明显占优势的公共条件，又让这部分人舍不得撤离城市，很多人选择了坚持，在坚持中给自己一个希望，在坚持中去用青春赌明天。

　　我们放开了人才的流动，但这个放开很多时候相当于一种放羊式的自生自灭，虽然我们已经在做这种工作，但是还并不能及时从一种完善的制度上对这种流动给予根本性的支持。

　　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社会城市化、社会转型期间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