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9月9日《南方周末》的报道《“疯汉”杀人的艰难免刑》，我想起了4月28日同为头版头条的《南平杀童案：死刑后，大家都解脱了》，两篇报道皆为记者柴会群所采写。

　　前者所讲乃是，广东潮州中级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杀人重案时，察觉出凶手的精神病迹象，并主动提出进行精神病鉴定，最终依法作出免刑判决。成为当地数十年来第一起精神病人杀人被判“无罪”的案件，在广东乃至全国，也极其罕见。而后者南平杀童案的郑民生，显然要为大家所熟知多了，最终被执行死刑的结局也曾大快人心，可不曾为媒体所渲染的是，尽管曾提及郑民生为“疑似精神病”，但精神鉴定从未进行。柴会群也不无遗憾的在报道中写到：“随着郑民生被执行死刑，司法精神鉴定已永无可能进行。郑民生到底是不是一名精神病人？在死刑执行之后，可能再也无法找到答案。”

　　初读南平杀童案的时候，怀疑郑民生是精神病人的念头也不是未曾有过，但一想到郑民生已被处决，当时觉得问题的实际意义似乎已不大。可如今再读报道却不曾料想，从“疑似精神病人”经司法精神鉴定变成“真正精神病人”，其中充满也各种偶然因素，换而言之，“疯汉”的死与不死，并不完全由法律说了算。

　　尽管我国刑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和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产生的危害行为，经过法定鉴定程序，不负刑事责任。”可“杀人偿命”的朴素法律原则牢牢占据了绝大部分公众的内心，如《广州日报》4月14日刊发的评论《如果郑民生是精神病……》，作者在最后写到：“面对8个孩子的生命，甭管有没有精神病，郑民生还是赶紧去死吧。”颇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意味的言论，读起来却有种“后背凉飕飕”的感觉，在作者的眼中，郑民生的生命已变得无足轻重了，除了死似乎也已别无选择。

　　可“杀一”是否真能“儆百”呢？南平杀童案之后的接连几起杀童案，以雄辩的事实说明“杀一”与“儆百”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温家宝在接受凤凰卫视对杀童案的采访时也明确表示，“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可见，“从重从快”的习惯性办案手法，并不见得多么可取，从“少杀慎杀”的理念出发，寻出问题的源头，才能真正找到解决之法。

　　“他一人做事就让他一人承担吧，我们还要生活。”这是郑民生的亲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所说，类似的话，在《“疯汉”》一文中也有出现：“由于其（疯汉）父母均年事已高，且家庭贫寒，拒绝将刘宝和（疯汉）接回，甚至要求将刘宝和枪决了事，以平民愤。”无论是郑民生还是“疯汉”刘宝和，其个体都是一个十足的悲剧，不仅遭到了社会的谴责与遗弃，甚至连家属亲戚也未能例外。可如果连一个法律程序的正义的也不能给他们，抛弃法律文本以迎合汹涌的民意，真正的法制社会又从何谈起？

　　当然，既有充分的担忧，也有十足的传统习惯，使得我们对待杀人犯，绝不心慈手软。以郑民生为例，如果经过司法精神病鉴定，确定其确有精神病，到时杀与不杀显然将更为两难。“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了又有违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可必须得知道的是，真正的法律公平与正义，越是在弱者与底层身上，体现的就越为明显。强者与上层，使用法律更多只是一种手段，可这却是弱者与底层最后的避难之所，如果法律之门也对他们关闭，他们势必将是走投无路。

　　不仅如此。更因为，目前在我国，“精神病”似乎已成了公权力一种屡试不爽的惩戒手段，甚至可以说冠之以“杀手锏”的称呼，穿法袍屡次上访的法官冯缤被视为是精神病，杀死官员自卫的邓玉娇也曾被认为是精神病。惰性的法律思维既然可以把真正的精神病人说成不是，当然也可以把正常人说成是精神病人，这一点，在美国电影《飞越疯人院》里有着最好的诠释。

　　案犯司法精神病鉴定一环的缺失，表面上说明的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其实，更进一步折射的乃是，“从重从快”习惯僭越了“少杀慎杀”理念，而这，远不只是表现在办案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