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蓉芝

　　九月五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b2观点版发表了王国华的《对方舟子打假遇袭的反思》一文，引起读者关注，有许多网站转载，方舟子也在微博上对此发表评论。王国华在反思文章中提到，许多媒体人曾经出现在方舟子开列的“中国不良记者名单”上，其中有著名杂文家、时评家、《南方周末》高级编辑鄢烈山。鄢烈山究竟为何成了方舟子笔下的“不良记者”？鄢烈山如何评价方舟子？为此我们采访了鄢烈山先生。

　　方舟子是一个很要强的人有时过于自负

　　黄蓉芝：为什么您的名字会出现在方舟子亲手炮制的《中国不良记者名单》上？对此您有何感想？

　　鄢烈山：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对于我的名字为什么出现在那份名单上，我不太清楚，也懒得去关心，我觉得不值得花时间关心：他说我是“无良记者”我就是“无良记者”了吗？他跟我一样，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他有质疑任何人的权利，包括说我是“无良记者”之一。他当时一怒之下泄愤而已，可以一笑了之，公道自在人心。俗话说“好叫的狗不咬人”，真正咬我的狗是不叫的。上小学时有天傍晚回家在村口我被狗咬了，那狗它根本不叫，才让我害怕，以致今天广州的马路边或居民小区见到大个的宠物狗和流浪狗，我都怕，绕道走。

　　方没有行政权和执法权，所以我们不能给他扣上“专制”的帽子，最多就是武断。但是，他已是有相当知名度的公众人物，说话有影响力，《新语丝》则是一种新型的自媒体（很难得既非官方也非商业性的网站），说话要特别谨慎。这种谨慎又分为两个层次：观念层面，可以信口开河“放炮”，鲁迅就说过比方舟子更尖锐的否定中医的话；而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则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实，这些道理方舟子不用我说，他自己明白，他会珍惜自己的信用和得来不易的话语权；若不遵守规则，自会有利益攸关方来用包括打官司等方式来纠正他。言论市场自有净化机制，我们好多人不也是批评过他吗？这个社会更不缺乏企业和强者针对批评者个人的法律博弈场合。

　　黄蓉芝：是不是因为您曾经发表时评《警惕方舟子，理解方舟子》而得罪了方舟子？

　　鄢烈山：当时我在《警惕方舟子，理解方舟子》文中，是真表示“同情”方舟子的。我想说的就是，某些记者确实没有正确表达被访者观点，有的记者是不负责任，有的是素质不够理解有误，又不尊重被访者权利、失信或抢发表时间不给被访者校正，更有编辑部审稿者“按需”断章取义。我也是吃过记者亏的。

　　黄蓉芝：从您的文章中可看出，您私底下与方舟子并不熟悉，但方舟子曾说过对您表示“很遗憾”之类的话，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鄢烈山：上述《警惕》一文，是起因于方舟子（《新语丝》）对于建嵘教授的“指控”，我认为他是滥用了话语权，伤害了于建嵘。我说过对他表示很遗憾的话，其实有两层意思，首先我对于他的打假行为整体上是支持的、赞扬的，有个案失误也是难免的；但是对于他有时过于自负、文风有些偏激，我觉得“很遗憾”。方舟子是一个很要强的人，连“遗憾”这样的字眼也容忍不了。那么我也只有表示“遗憾”了，不必介意。

　　方舟子在中国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黄蓉芝：您如何评价方舟子及其打假？

　　鄢烈山：方舟子在中国的贡献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这是他的价值所在，物以为稀贵嘛。他令我敬佩，是因为我这种写时评的可以有成千上万个替代品。总的来说，他的打假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一般地说考证能力很强，比如对唐骏学历的考证。当然他也会有失误，不能过于自信。某些观点可能过于偏激，表述用事实说话就够了，不要用文学青年的笔法特别是鲁迅笔法，更应避免红卫兵式的“语言暴力”。总之，方舟子是功大于过的，相对于他的贡献，他的缺点是次要的。这里不妨借用鲁迅的话：有缺点的战士仍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只是苍蝇。

　　黄蓉芝：您在凤凰博报博客上转载《声援方舟子便是声援我们自己》，您怎么看待方舟子打假遇袭事件？

　　鄢烈山：对于袭击方舟子的这些“黑手”，警方一定要竭尽全力去追查、依法打击，还方舟子一个公道，让社会对公平正义树立信心。这是我今天特别想强调的。我把话说透一点，即便方舟子像批判“普世价值”并污蔑《南方周末》的司马南一样令我讨厌，我也坚决反对黑手偷袭他。中国有句古话叫“明人不做暗事”，要私了你可以公开叫阵，违法但道德上那么卑劣下流。

　　我们的社会正在迅速地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黑势力”猖獗导致的社会失序长久得不到抑制，人们就会认为用暴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什么黑势力会如此猖獗？原因很多，最根本的是法治不彰，公民的正当权利得不到合法的保障，作恶者成本太低，有收益，甚至有恃无恐。我赞同《声援方舟子便是声援我们自己》一文的观点。必须建立法治社会、“公民社会”，才能从根本上治理“黑社会”。可恨的是，有些打人黑手居然是政府所养，比如前些日子发生的“打错门”事件。

　　要质疑公权力而非追问个人动机

　　黄蓉芝：中国时下的打假似乎主要是个人行为，像王海、司马南、方舟子等，您觉得这种“个人打假”有何局限性？如何彻底遏制造假？

　　鄢烈山：局限性肯定是有的，他们（个体打假）没有执法权，甚至没有强制性的调查权，只能竭尽所能地去搜索公开资料。即使有局限性，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些打假行为，这些打假个人就像古时候的侠客，尽管无法彻底消除社会不良，但是对公民“救一个算一个”，对作恶者“见一个打一个”，表明这个社会还有正义在。我们不能强求他们，因为打假本来存在风险，比如这次方舟子遇袭，往后要不要继续打假是他个人的选择。

　　如今的社会几乎被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假”所包围。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打假。遏制造假，首先，责任在政府和司法机关，如果监管权、执法权只是寻租权，交钱了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不交“租”天天查你，造假现象不可能得到消除。其次，是社会的每个人，要扪心自问良心何在？还有没有道德底线？现在是赵本山说的“忽悠”当道，大学生根本不以考试作弊为耻（何以至此，另当别论），怎么得了？再次，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变革，要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比如这次方舟子遇袭后，有些网友质疑他被打是自编自导自演，认为这是一场做秀，方舟子有必要这么做吗？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和文化氛围很不正常。中国人不习惯质疑公权力却习惯于追问个人的动机，而不习惯“就事论事”。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站在方舟子一边，一致要求政府追查袭人者。如果首都警方下力追查出了结果，方舟子“作秀”活该他自作自受，用得着我们先为警方不下力追查找理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