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祥

　　读雷颐的书，最大的感受就是：虽然他做的是历史研究，可我们却总能从他对以往历史不动声色的叙述和解剖中读出现实的悲欢离合来———这种阅读感受总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诸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之类的句子来。这本《历史：何以至此》也不例外。

　　譬如吧，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做大之后，为策安全，都喜欢跟“国有”套近乎，争取给自己戴一顶“红帽子”。雷颐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激斗》一文中告诉我们，这种现象古已有之；而且，他还对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进行了解剖———“这种企业一个天生的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对这类企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因为本来就是以政府之名而设，而且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待遇，甚至享有某种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之后，将削弱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反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而且这些企业是商家出资经营，理应为商家所有，国家不应收回，如果收回，应给商人合理的补偿价格。”而且，他也给我们指出这种摇摆的严重后果：清政府在重大经济政策上的大幅度摇摆，最终成为清王朝垮台的导火线！

　　这其中，我认为最有意思的是雷颐在《历史的见证者：容闳的独特意义》和《列宁为何讨厌瑞士》两文中为我们揭示出的“革命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的答案。

　　先看容闳，作为近代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容闳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走的就是一条通过“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也就是所谓渐进的改良的路线。然而，在这样的道路上，因为统治主体、现行体制乃至社会基础的缘故，他是屡屡碰壁一筹莫展，几至走投无路，最后他也只得放弃自己的改良路线，转而求助于足以鱼烂河决的革命———所谓“当历史最早产生洋务运动时，他积极投身其间，想从器物、经济层面上改造中国，使中国富强。当变革制度的维新运动走上历史舞台时，他又积极参加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这时，他并未从内心反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而当洋务、维新运动都失败时，维新派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后来又被他心目中的开明官员张之洞血腥镇压，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很难在体制内改革清政府了。这一切，都使他最后走向暴力革命。”也许，此时容闳心中回荡的感慨是：“岂余好革命哉？余不得已也。”

　　再看列宁。列宁不用说是一个天然的“革命导师”，走到哪儿都喜欢发动革命。可是，他到了人杰地灵，景色优美，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的瑞士搞革命，却像容闳在中国搞改良一样一筹莫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瑞士，甚至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它都能“置身世外”，而且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确难发生革命，确难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都将一筹莫展。人民其实是最现实的，只要能过上好日子，不管你口号如何响亮动听，他们都不会为你那乌托邦而抛头颅洒热血。宜乎作者有这样的议论：“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激进’者，但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不爆发或少爆发革命的民族是一个幸运的民族。

　　据说列宁曾说过，历史喜欢同人开玩笑，本来想进这屋子，结果却走到另一间屋子里。然而，历史为什么会“走进另一间屋子”，我们也只能从历史本身去寻求答案———雷颐的这本书，做的就是这样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