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外国友人惊叹于中国沿海大城市的高速发展，伸出大拇指时，总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城市化运动何以如此浪潮汹涌，波涛阵阵，动力十足，且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发展速度。如果结合当今中国农村的现状，或许就一目了然了。

　　改革进程中，中国农村成了城市附庸，它为城市化运动最大限度地提供了青壮劳动力、农产品等资源。不但如此，资源抽空的“空壳村”也成了垃圾场。而且这一城市化运动中，又集中了全国的财力与物力，这些原来也该有农村一杯羹的。然而，随着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落后的农村似乎又阻碍了城市化向前的步伐，尤其是农村消费市场的低迷，不利于拉动整体经济的发展，无法接纳城市巨大的市场能量。于是又大举进军农村，家电下乡，在发展农村经济中提供了一些政策优惠等，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收效甚微。

　　发展农村经济收效甚微，实际上折射出在过去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城乡经济发展出现了恶性断裂，城市越来繁华，农村越来萧条。这种萧条背后，农村社会被分割，独立性严重丧失，农民也失去了该有的话语权，成为城市主导下的附庸。如果没有平等协商的机制，农村永远只能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局面。表面上当前农村慢慢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成为了一处“被关注的领域”，实际上却在他人的臆想中凸显不自在。

　　举一例说明：某县，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当地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发动农民改种烟草等经济作物。起初农民不太愿意，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农村劳动力也缺乏。于是乡镇一级政府与村干部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做出承诺：只要你种烟，我就给你修路修渠，方便生产，再统一技术指导并销售。这一举措表面看来，确实是一项不错的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民增收的好路子。从经济学上说，改种经济作物后，产品总收益应当是有所增加，由产品派生出来的土地经济价值也会得到提升。学者董时进也曾说过，中国农业的出路不是使一担谷子的地面出两担谷子，而是使一块钱的地面出两块钱。

　　后来很多农民被劝说种烟了，然后两年过去了却并未有多大成效，农民的口袋进帐不多，而付出的辛劳却远比以前种水稻时多。甚至当地政府承诺的修路修渠都未实现，农民多有抱怨。

　　我想，问题不是出在政策上，而是出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平等的对话体系与环境，农民始终处于信息的阴暗面。首先，这些烟草的收购是垄断性的，一家独大，由政府部门掌控的烟草公司一口说了算。选择只有一条：只能卖给“上面县里来的烟草公司”。而且卖给烟草公司还得看人眼色，以争取优先权，或小心翼翼生怕得罪收购者。这种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下，本来处于信息缺失一方的农民，又进一步失去还价的基本权利。可悲的不止于此，一些农民辛苦种了一年的烟草，竟然会被流氓式的收购人员暗箱操作，比如在仓库里排号分等级时，烟草的所有者农民却只能眼睁睁站在外面，等待关系这一年收成的“审判”。有些人的烟草进去明明是五捆，报给你的数却只有四捆。无权无势的农民，也只得任其宰割。

　　这一烟农式的命运，普遍存在于广大的农村。就如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耗费大量资本搞起形象工程，却从来没有问过农民们是否愿意。到头来，一切只能是一厢情愿之事，事倍功半。这种农民主体性意识的缺失或被压制，市场被扭曲，应当是当今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或许在保持独立性、提升农村资源经济价值的前提下，实现与城市经济的平等对接，建立健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与平等参与方式，才能真正实现沦陷后的乡村的“自主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