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下午，何美欢教授追思会在清华大学举行。 本报记者 来扬摄

　　8月26日18时许，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一辆国际SOS救援中心的推车从ICU病房下到大厅，推车上的病人将被送往机场，转院治疗。嘈杂的大厅一下子变得很安静，近百人挽起手来，从电梯口到大厅、门廊，一直到医院门口，用身体组成了两道人墙，为推车上那位被纱布蒙住双眼的瘦小病人“护驾”。

　　在现场，有护士问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她是谁？”

　　“她是清华大学的一位普通老师。”谢维和答道。

　　9月3日，这位老师去世的消息传到了清华。在第二天的全校年度暑期干部会上，经提议，清华大学的领导、干部全体起立，为这位老师的去世默哀1分钟。

　　这位老师的名字叫何美欢，去世前是多伦多大学法学院教授和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在同事和学生眼中，她不只是一位普通的大学老师。

　　法学教育界的白求恩

　　何美欢，1948年11月出生于香港，后加入加拿大国籍。她在1977年获得多伦多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毕业后加盟当时全球唯一的国际律师事务所——Baker&McKenzie，作为执业律师从事跨国法律业务，并先后取得4个法域（加拿大安大略省、美国纽约州、英国、香港）的执业律师资格。

　　2002年8月，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何美欢加入清华大学法学院担任全职教授，开始了她在中国内地的执教生涯。

　　何美欢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讲授的课程叫普通法精要。2002年秋，时任法学院院长的王晨光在给刚入学的本科新生宣讲时，把普通法教学称为“学院的教学特色”。此后多年，清华大学法学院一直是内地唯一一家开设英美普通法系列课程的法学院。

　　这是一系列让学生们不时会感到“崩溃”的课程：全英文授课对选课学生的英文水平是一大考验，大量的阅读、写作、讨论和主题发言“折磨”过不少学生，熬通宵成为常态；而课堂上老师穷追不舍的“拷问”也常常让学生备感受挫。但何美欢并不会因为学生有抱怨而降低标准，她坚持自己对课程的设计和要求，因为来清华时，她的“包里揣着一份策划了一年多的为中国内地学生而设的普通法教学计划”。

　　这份教学计划和此后她的教学实践，最终转化成两份文本：专著《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和论文《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何美欢在《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一文中指出：“中国法学院还不能培育出大量高端法律人才，其产品只能囤积在中下档次。”在她眼里，这与普通法教学的缺失不无关系。

　　于是，有着在国外一流法学院求学经验和跨国律所执业经验的何美欢针对中国内地学生的需要和特点，设计了一份全新的普通法教学方法。她让学生从第一手原始材料开始分析和批判外国法律，达到知彼；又能科学研究中国具体情况，从而知己。她认为，只有具备这两种能力的人，才能开创中国法律服务新局面，制定出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潮流并能实际操作的法律。

　　她的付出是巨大的。在同事赵晓力眼里，何美欢以一人之力，在清华法学院内部又办了一个法学院；然而她的工作，作为同事，却无人能够代替，也无人能够分担。

　　厚达数百页的案例需要她亲自遴选，并根据学生的适应能力进行调整；每一个学生的每一份作业和答卷，都要由她亲自批改，并且，她的批改是无比细致的。“十几页的A4纸上，每一行后面都有标记。如果pass，就是一个小勾；如果有问题，何老师会把三四处问题并在一起讲，并在原文中找出重点，让我们再读一遍。4个组的作业，有时多达八九十页，她在一个晚上都要改出来。何老师在比我们更认真更努力地对待普通法精要这门课。”有学生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2008年夏天赴加拿大任教时，何美欢把从2002年以来每一位选修普通法精要课程的学生的作业和答卷全部打包运走，为的是给修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一书提供第一手的资料。而在最近两年，担任清华大学双聘教授的她在每年5月一结束多伦多大学的课程便不远万里自费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开设普通法精要的暑期课程。在9月11日为何美欢教授举行的追思会上，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还披露了一则消息，何美欢自费邀请北美一流法学院的教授给选修普通法精要课程的学生讲课，“一周的薪酬是1万美金，来回都坐商务舱”。

　　“何老师是加拿大籍华人，她真的像另一位加拿大人，白求恩。”一位学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学生是她的宠儿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已经熟悉了这样一道校园风景：一个身高1米5的瘦小老太太，穿着职业套装，脚蹬一双旅游鞋，背着一个与身体极不成比例的大黑包，疾步如飞地在法学院和教学楼之间行走。如果是夏天，老太太会换成学生送给她的各色各样的T恤衫。这位老太太便是何美欢。

　　9月11日，2010年普通法精要暑期班的学生把他们已经做好，但还来不及送给何美欢的教师节礼物——一件印有“我爱Betty（何美欢的英文名——记者注）”的T恤衫挂在了追思会会场外的一块展板上，表达他们的哀思。在追思会上，发言的代表无不提到了何美欢对学生的爱。“何老师终身未婚，她把我们这些学生当作子女一样看待。我们是她的宠儿。”

　　在普通法精要的课程上，何美欢是一位严师，她用精英律师的高标准严格要求学生。不少学生都有对作业提交“deadline（截止时间）”的深刻印象，有学生因为自行车出故障而晚交了几分钟，何美欢按例对他的成绩扣分，而不管这个同学如何央求。相反，她还严肃地教育这个学生，你应该考虑到各种意外的因素，至少要留出步行到法学院的时间，“如果我是客户，我是不会关心你误了期限的理由的”。

　　但即使在截止时间前提交了，学生们也可能会被扣分。有学生回忆，某次期中作业的截止时间是17时，他们小组16时便提交了，本以为大功告成，“孰料竟因为交作业时间太迟被扣了分”。

　　“正当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之际，何老师娓娓道来原委——‘做任何事都要预留出足够的时间，做最坏的打算和充分的准备。当年我在香港为客户送交资料时，提前出发了很久，却因为一个小意外，迟到了，失去了一单生意。从此以后我都会比deadline提前至少两个小时完成任务，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的deadline定在17时，而你们至迟应当在15时之前就把作业交给我，剩余的两小时作为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时间。’”

　　但对于学生在课程和论文写作上出现的差错，何美欢却十分宽容。当学生发言时，她总是对每一处到位的地方点头肯定，而出现错误时则只是紧锁眉头，悄悄记在本子上，事后单独指出。在对一名学生长达70多页的毕业论文修改意见中有这么一条：这个脚注援引的书的页码不对，不是123页，而是124页。

　　何美欢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学生身上。她的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张日程表，有意向她请教问题的学生可以挑选表上的空格预约面谈的时间。那张表经常被填得满满的。由于普通法精要课的授课时间一般安排在17时至19时，学生会错过吃晚饭，何美欢会提前准备好点心，有些还是她亲手制作的。她不允许学生给她送除了鲜花、水果之外的礼物，一起聚餐时，也不允许学生埋单。后来，何美欢对她的学生提出了“三子”原则，即具备房子、车子、孩子才能埋单。然而，当有学生具备了“三子”条件去付账时却被告知，“何老师已经交足了预付款”。

　　而在视力已经急剧退化的时候，她在加拿大花了半年时间，为自己即将生孩子的学生亲手织了一条毛毯作为贺礼。“她告诉我，在她外甥和侄女出生的时候，按照家里的传统，她给他们每人织了一条毛毯。我孩子的这条，可能是她织的最后一条了，没想到一语成谶。”在9月11日的追思会上谈起这一段经历时，何美欢的这个学生泣不成声。

　　何美欢的外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华彦在追思会上代表亲属发言时也表示，何美欢生前最大的骄傲就是她的学生，她经常同家人谈起学生的故事，希望她的学生能够继承她未竟的事业，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

　　为中国做学术

　　在何美欢逝世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刊发的讣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她曾说，她的学术是为中国而做的。

　　在美国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身材瘦小的何美欢曾因“学历过高而能力不济”一度工作没有着落。她选择进入多伦多大学的法学院攻读法律，自此开始了漫长的法律生涯。1982年，何美欢回到香港，加盟何耀棣律师事务所，主持多个与中国改革开放相关的大型工程的法律工作。1987年为转向教学科研工作，她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进修，1988年取得剑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随后她加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任教，直到2002年来清华大学前夕。

　　何美欢曾告诉她香港的同事，她的一切学术研究都是为了中国，为了中国法治，为了给中国培养杰出法律人才。上世纪90年代初期，何美欢应中国政府和朱镕基副总理邀请，与其他两位著名律师一起起草中国公司赴香港上市（H股）的法律框架和有关政策，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法制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她并没有选择在律师业和咨询业上继续做下去，而是悄然转身，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对下一代法律人才的培养上。

　　在9月11日的追思会上，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和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李小雪在回忆何美欢的这一职业选择时，都表达了对她淡泊名利的赞赏。在他们看来，商法是最容易赚钱的法律，如果何美欢继续选择在金融法领域做律师，给要在香港上市的国内企业当顾问，可以有很高的收入。然而，她最终选择了用商法救国，后来甚至放弃了在香港的高收入，来到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及国情的需要，何美欢早期着力研究市场经济下亟须的法律，1988年至2000年，她先后出版了包括合同法、代理法、担保法、公司法、证券法在内的多本英美法专著，还就证券交易所的组织问题等，发表了多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

　　为了更好地让这些学术著作发挥作用，并不精通中文的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将这些作品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来到内地教书后，她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一方面放到了普通法课程的教学上，另一方面着力于组织对国外经典商法著作的翻译。在同行和学生看来，这些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劳动，因为教学和翻译对于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和学院科研项目的评价几乎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但何美欢为中国而做的这些学术工作得到了同行和学生的高度评价。她的同事赵晓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何美欢老师的伟大之处是她其实是一个先知，而且是个行动的先知。她不远千里来到清华大学法学院开设普通法教学的举动，往小里说，是在力争用自己的一门不让于美、加一流法学院水平的课，保持“本土法学教育对最优秀的学生的吸引力”；往大了说，不过是在这一轮美国法律全球化席卷我们之前，起码让我们的下一代法律人提前做好准备。

　　赵晓力认为，许多在中国讲授外国法的老师做的是“割花”的工作，而何美欢从事的则是“栽树”。“借花献佛是轻巧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繁重的。”

　　何美欢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培养了30余名法学硕士和数名博士生；全程修毕《普通法精要》系列课程的学生有70余名。据不完全统计，当中有20名已取得美国一流法学院的法学硕士学位，有数名学生攻读北美著名大学法律博士（JD）学位。就业的学生大部分任职大型跨国律师事务所，还有两名法官、1名任职国家机关、4名任职国家金融监管机构。

　　当学生们在给何美欢的邮件中写道，自己在北美一流法学院里听课也不觉得那么困难，或者又取得什么成绩时，她总是简短地回复：“Congratulations （祝贺）”。这些未来中国法律人才的孵化和成长过程，是在何美欢的意料之中的。

　　在赵晓力看来，何美欢会同意，在中国已经不可否认地成为全球化一个重要的博弈者——而不仅仅是跟随者——的今天，没有中国人参与的普通法之林是不完整的，也是名不副实的。

　　“我希望何老师栽下的树能继续成长——如果你们已经从何老师那里获得了成长的能力的话。我也希望木能成林，小树林能变成森林。”

　　“一个园丁的生命就在那片树林里。”赵晓力说。

　　本报北京9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