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达人秀》“生逢其时”。

　　选秀节目在中国已进入“七年之痒”，即便是个中翘楚，即便到了全国总决赛阶段，收视率也难以超越1%；鼎盛一时的全民K歌节目遭遇审美疲劳，纷纷停播或转型；相亲节目也在短暂热闹之后频遭诟病迅速委顿……可以说，从《快乐大本营》开始红火了13年的电视综艺节目，集体进入了迷茫期。“达人秀”在此时异军突起，能不能成为一个拐点？

　　综艺节目山穷水尽

　　回想起来，《快乐大本营》对内地荧屏的影响真是巨大。它的走红，不仅揭示出观众对于综艺节目的庞大需求，也提供了一种节目成功模式：模仿或者照抄海外模板。

　　有业内人士做过统计：如今观众看到的各个电视频道里难以尽数的综艺节目，九成以上都能在海外找到原型：《超级女声》的母版是美国的《美国偶像》，《智勇大冲关》的灵感来自美国的《城市之间》，《名声大震》是英国《只有我们俩》的中国版，《我爱记歌词》借鉴了美国的《合唱小蜜蜂》，《我们约会吧》则是向英国的《带我走吧》购得引进版权……

　　市场的激烈竞争，逼得内地综艺节目原本就不足的创新能力愈发山穷水尽，催生出源源不断的盲目跟风。1997年《玫瑰之约》走红荧屏，到2002年全国各电视台模仿甚至复制这档节目的已有30个；2004年《超级女声》掀起收视狂潮，2006年同类选秀节目多达20余档；2007年《我爱记歌词》横空出世，之后冒出同类节目将近10个；今年，一哄而上的相亲节目让人发出“荧屏进入相亲时代”的惊呼。

　　在愈演愈烈的同质化竞争和不可避免的审美疲劳双重夹击之下，综艺节目不得不尝试突围，却不时踏入“搏出位”的误区。最典型的当属相亲类节目，原本是为鼓励男女来宾观点交锋、在演播大厅展示多样的个性见解，结果异变成雷人话语大比拼，以不断拔高声音的“刺耳度”、撞击价值观底线来换取更多“围观者”和更高收视率，最终引发观众炮轰，也为自己换来一纸整改令。

　　当山寨、跟风和出位都不能奏效时，山穷水尽的综艺节目，走向何方？

　　领悟社会向善需求

　　《中国达人秀》寻见了一条柳暗花明之路。如果把它的成功仅仅看作一种新鲜节目类型的“巧胜”，那内地综艺节目不过就是从“相亲时代”进入了“达人秀时代”。观众，显然期待着更深刻、更实质性的改变。

　　静下心来反思，内地综艺节目这些年起起伏伏、热热闹闹里充满辛苦，走过的最大弯路就是在人心浮躁的当下，把迎合、激发人们不免会有的对名利、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当做推高收视率的门道，以为这样才能让观众满足。然而，正如一个网友对此尖锐而准确的针砭：“愈失眠愈渴望好梦，愈焦虑愈向往安宁，人们在生活里积累着不良情绪，其实需要向善的引力将心境提拉到阳光里来——这才是娱乐节目应该追求的境界。”

　　所以，解读《中国达人秀》的成功和启示意义，不妨从节目组收到的一条观众短信入手：“这个节目呼唤着当今人们忽略的优秀文化里面的价值观念。”其实这正是“达人秀”在创造“收视井喷”的同时更引发观众“情感井喷”的主要原因。无论是用脚弹奏钢琴的刘伟，还是唱出天籁之音的藏族盲童，无论是和男友深情相拥的袖珍姑娘朱洁，还是在妈妈鼓励下练习武术的唐氏综合征患者岳祥，都在“达人秀”的舞台上宣示了真与善良、爱和希望——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陆地说，这恰恰是当下社会最稀缺的价值元素，“达人秀”弥补了这种稀缺，它的成功也就顺理成章。

　　《中国达人秀》的成功就像雷达，触探到了始终深藏在公众心底的向善需求。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智锋分析说，如果以“超女”为代表的选秀节目是对“80后”、“90后”年轻人张扬个性、追求自我等等诉求的满足，那么“达人秀”着眼的是更广泛、更深层次，也是更基本的社会需求：无论是否“成功者”，谁都渴望健康和幸福、渴望获得尊重和认可、渴望内心的平静和快乐……“达人秀”点中了这个“穴”：“选手来自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拥有不同技艺，表演内容五花八门、形式不拘一格；对此，节目组则以降低舞台门槛、使‘胜负’规则相对不清晰等等给予包容，其实是放大了社会满足的空间，使更多百姓参与进来，不管作为观众还是作为选手，大家一起感悟美好、抒发情感，减缓焦虑、抚慰心灵……”

　　不必讳言，“达人秀”也是一个舶来品和复制品，和《英国达人》、《美国达人》同属一个家族；但编导们读懂并领悟了社会的向善需求，守卫并展示了向善的价值观，而公众，因这样的“善解人意”而绽放出会心的笑容。

　　本报记者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