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成

　　据《长江日报》消息，新学年伊始，武汉市江夏区18名校长“转行”为学生当保安，21名校长当猪倌为学生食堂服务。

　　校长之所以转行，据介绍，是因为近几年生源减少，教师岗位从缺编迅速变为超编，且年龄结构老化。僧多粥少，教师需要年轻化，这些都可以理解。不过，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偏偏是要这些校长转行。教师毕竟不同于空姐，不是吃青春饭的。按照理解，校长往往都是优秀教师出身，要有不合格教师转岗，怎么也轮不到他们，而且越是教龄长，越是富有教学经验，越是受到各地欢迎。如果老校长们身体不好上不了课，那“平均年龄50多岁”，连上课都没体力的他们，还怎么以“保安”身份，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呢？报道中有这么一段或许道出了背后的原因：“教育部门一位负责人介绍，由于教师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事业单位分流政策尚未出台，目前针对富余人员，都只能在承认和保留现有教职工身份及相应待遇的基础上进行‘内部消化’。”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辞退之难，可见一斑。而辞退之难，在于对校长、教师的质量评定处于随意和模糊状态。比如据教育部1991年发布的《全国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和岗位要求（试行）》中规定，校长的主要职能是按照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全面管辖和治理学校内部事务，并就学校工作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然而，这个标准太过笼统，解释空间太大。所以往往会把不出事、会宣传、能抓升学率的校长当作好校长。没有一个恰当的标准进行评判，所以差的走不了，好的出不来，优质资源通常处于极度短缺中。最近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司长管培俊在接受访谈中表示，他认为教师管理的关键之一是要有退出机制。

　　不适合当校长怎么办？民国时期的做法是，不当校长，可以当教师。按照1935年发布、1946年修正公布《中学规程》规定，中学校长的职责是“综理校务，并担任教学，其时间不得少于专任教员教学时间最低限度二分之一，并不得另支俸给”。校长本来就要拿出很长时间来上课的。而学校对教师都有一套评价体系，辞退与招聘都相当自由。在张伯苓的南开中学，每当新老师上任后，教务主任自己听课并与教师座谈，指出其优缺点，并广泛听取学生的意见。每年5月发出下半年聘书，教师如没有收到，就自谋出路。有因为上课水平不佳，受同事学生压力主动请辞的，也有收到聘书但另谋高就的。具体到每所学校，一般都是双向选择。在上世纪80年代，教师退出可能也不是问题。当时由于教师待遇偏低，大量教师外流，学校不担心教师不走，而是担心教师走得太多，以至政府不得不制定特殊政策强制性稳定教师队伍，上海报纸的招聘广告有“不招清洁工和教师”之类。

　　当然，在现今以升学率为评判教学质量的现实之下，要求立刻建立一套客观公正的教师退出机制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我们可以将现在正在推行的教师绩效工资考核与退出机制相结合起来。在加大学校自主权和教师民主参与上进行更多的探索。今天出现教师退出机制问题，客观地看，是教师管理制度落后于社会现实的体现，从好的一方面看，不也是教师待遇提高的体现？（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