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要讲经济增长的正义，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中国出口导向型、一味追求GDP的发展模式必须变化，不能总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发展下去。这一发展模式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双顺差，经常性项目顺差高企（主要是贸易顺差）、热钱大量涌入中国；其二是高能耗，环境破坏严重。不仅造成了不少经济问题，也带来了道德困境。发展成为了一个不断自我损耗的过程，中国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也使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陷入道义被动。

　　经济发展一要体现出“增长的正义”，二要调整劳资关系。目前，中国的劳资关系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劳资关系紧张有几种表现：其一，中国长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高度依赖廉价劳动力，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其二，1990年代末开始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中，下岗职工的劳动补偿普遍不足。从表面上看，这体现的是劳动和政府的矛盾，但从更深层次上来讲，需要调整的是国家和资本的关系。

　　调整劳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仅仅是待遇问题，还有劳动者的尊严问题。想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除了加强工会集体协商力量，还需要更好的二次分配手段。

　　大方向上，经济结构调整是必需的，但同时国家内部也要开放。现在中国存在一个“沿海—中部—内地”和“城市—乡村”的等级结构，一切人力、资本、资源都是单向流动的。

　　中国城市是一个行政中枢，国家经济完全以城市为中心，乡村一直是配角，处于被控制状态。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也是类似等级结构。原有的长三角、珠三角都发展起来了，耕地早被开发，因此最后负责保障的其实还是内地，这对内地的发展是很不公平的。

　　讲增长的正义，讲社会分配的公平化，离开国家的角色是不可能的。社会需要一个中立的调解者。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个调解者还是非国家莫属。国家需要建设一个中立的，甚至更多倾向劳动和大众的调解机制。国家只有依托强大的社会力量，才能抗衡资本的力量，在不同社会领域之间达成平衡。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摘编自9月11日21世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