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是两张卫星照片截图：上海市区东北角原江湾机场位置，在10年前仿佛一颗跳脱的绿玉，一眼即能识别；而今天再看，这个正在形成新江湾城的地方已不再绿得那么分明。尽管新江湾城的“灵魂”——湿地早已被围起禁止靠近，但伴随着新城建设，人们的活动仍然对这个区域造成了复杂的影响。

　　一些常年关注此处环境的专家开始对“圈养式保护”提出异议：为了保护，新江湾城湿地外围建起了生态长廊，将湿地“圈”在其中而与外界环境隔绝；但“圈养”仍然未能完全阻止湿地内的生物受到影响。

　　作为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天然生态区，新江湾城究竟如何才能在开发与保护之间达成和谐？城市与生态的新命题考验着人们的智慧。

　　怎会有“买水养湖”的困窘？

　　在原江湾机场南侧的弹药库所在地，保留有一块面积150亩左右的湿地，这是新江湾城目前仅存的原生态湿地。过去由于长期封闭和闲置，这里生存着大量天然植被和生物物种。为防止人类活动可能造成的破坏，这片湿地不向居民和游客开放。

　　在湿地外围，新江湾城内的“七横三纵”10条水道构成人工水系，这是区域生态最重要的支撑。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水系的主要水源是闸北水厂——新江湾城每年购水30万立方用于枯旱期景观水体的补水，一年需补水6到7次，每次补水需调水3趟，周期达一个星期。

　　其实新江湾城内的水系并非“死水”。它的东部通过清水河与黄浦江相接，可用来引水；西部通过吉浦河与外部河道衔接，是主要的排水口；而按照规划，清水河应该是“源头活水”。

　　可为什么在有活水源的情况下，出现“买水养湖”的困窘？新江湾城综合市政管理所工作人员龚佳伟告诉记者，新江湾城整体水质好于周边，所以直接从黄浦江引水会降低这里的水质；而且清水河口有不少分属于沿河居民区和污水处理厂的排污口，会使流经河道的水的水质更差——因此“源头活水”的设想只是“看上去很美”。

　　水体没了活水源，要维系水质绝不容易。杨浦区政协委员周文海说，新江湾城水质这两年已开始下降，等到今后居民大量入住、人类活动增加，水质降低的速度必定加快，“水体自净能力有限，如果不开发活水源、增强水动力，快则一两年、慢则三四年，这里的水系就会黑臭，缘水而居的动植物生存将受到威胁。”

　　城市湿地需要“大生态保护”

　　一旦外围水系水质恶化，湿地就可能被波及——以隔离为主要手段的“圈养式保护”并不能杜绝生态受损的危险。驻沪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湿地生态专家陆健健告诉记者：“‘围墙’可以挡住人类不文明行为对区域的直接伤害，但挡不住来自外部的污染，比如污水通过地表土壤、扬尘通过头顶天空，都可以进入保护区内。”

　　更让陆健健担心的是，生态系统一旦封闭，就人为地给物种交流设置了障碍，系统内部植被、水系得不到循环和补充，生态结构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另外，“圈养式保护”需要高额投入，而这种投入有去无回，很难保证持久性。

　　“新江湾城固然不是一般的人造景观，但也并非完全的自然保护区，不宜生硬套用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模式。”陆健健解释，不同生态区域的生态服务功能各有侧重，比如远离人群的郊区湿地，主要功能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以要把它和人类活动隔离；城市中的小面积湿地，不可能用来保存珍稀物种，它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城市的肾和肺，净化水质、交换气体。

　　“如果要定为自然保护区，那新江湾城整个区域就不该开发；现在既然开发了，就该采取‘大生态保护’，就是把湿地作为城市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陆健健认为，保护位于城市中的湿地，需要生活在它周遭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活方式，适应生态保护的要求——既然你因为向往良好生态而选择生活在新江湾城，那就有义务做点“牺牲”。

　　打破“小圈子”之间的隔离

　　改变，正在萌芽。

　　记者了解到，杨浦区环保局将与新江湾城合作，让居民家中阳台、屋顶的排水从雨水管道改走污水管道。按照常理，阳台、屋顶上接到的是“天落水”，没必要做污水处理后再排向河湖；但不少居民把洗衣机安置在阳台，洗衣污水借雨水管道排出，会对河湖水质造成危害。

　　杨浦区环保局局长徐雪峰说，新江湾城水系流速缓慢，目前的水动力只能勉强维持水循环。严格将雨水污水分流，才能不对水体增加伤害。

　　但要真正改善水系，还得恢复新江湾城水系与外界的连通。不过，要让水“连通”，首先要让区与区、部门与部门“连通”：新江湾城的水东进西出，作为入水口的清水河需要治理，这需要杨浦区全力投入；作为排水口的吉浦河口目前水质也较差，为防倒灌，新江湾城现在基本不从那里排水；吉浦河流经宝山、杨浦、虹口多个区域，治理需要多区联手。

　　“打破‘围墙’大有必要——这不仅有利于新江湾城湿地的生态保护，而且对提高整个上海水系的净化能力都有作用。”陆健健告诉记者，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和防洪抗涝等现实需要，上海全城的水系分割比较严重，导致相互之间沟通不足，水质净化能力弱，“要打通所有水系不现实，但可以局部修整，打破相近‘小圈子’之间的隔离。”

　　本报记者钱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