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

　　江苏南通女子朱金红是日本永久居民，2007年回国后，收回了由母亲唐美兰掌管的自己的三套价值几百万元的房子，不料却被母亲以“精神有病”为由送进了精神病院。在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时，朱写信给律师朋友求助。虽然，唐美兰当着记者的面承认，做民警的大女婿（即朱金红的姐夫）开了朱有精神病的假证明；虽然，当地人大、政法委、法院、妇联等部门参加了放人的协调会；虽然，院方也承认朱“具备了出院条件”，但医院说：根据行业常规必须“谁送来谁接走”，否则坚决不放人，而母亲表示“只要女儿把房产交给她，就接女儿出院，否则就是没有好透”，所以，朱金红还没有出院。（《扬子晚报》9月13日）

　　因为经济利益把自己正常的亲人送进精神病的事不是一起两起了，更恶劣的是个别地方把一些上访人员直接送进精神病院，承诺不再上访就放人。这些存在于精神病强制治疗之中的祸根，一言以蔽之就是：无法可依，不受监督，只有行规，那句“谁送来谁接走”，让多少无辜者遭到非法囚禁。这让每个人都有深深的恐惧，如果哪一天被当成精神病，我将求告无门。

　　2001年公布的《关于加强对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也反映了管理者理念的某些滞后。这个通知一方面强调要依照医学标准，“严格掌握收治标准”，一方面居然把“拒绝接受治疗”、“严重不能适应社会生活者” 作为“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照这个标准，凡是不愿意承认是精神病的正常人都可以被“收治”，这也就难怪那么多朱金红的悲剧会发生。

　　解决之道，就是立法规范：强制治疗只能限于有严重社会危害的精神病人，且应有严密的监督和申辩机制。在这一点上，我国台湾省的“精神卫生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既有效保护精神病人利益，又防止病人危害社会，且杜绝被人恶意滥用。

　　其中规定，有关部门在制定有关精神病患者的公共政策时，应邀请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法律专家、病情稳定之病人、病人家属或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参与，其中病人和家属等的代表至少应有三分之一，这保障了在决策中，患方有自己的发言权，防止政策出现歧视性的偏差。

　　而且，强制对象仅限于“严重病人伤害他人或自己或有伤害之虞”。程序上更有严密复杂的制衡制度，如病人拒绝接受住院治疗，主管机关得指定精神医疗机构予以紧急安置，并交由两位专科医师强制鉴定。之后还得询问病人自己的意见，若其仍拒绝接受治疗或无法表达，就要向由法律人士、医生、社工等组成的审查会申请许可强制住院，这才能强制治疗。

　　如果你认为程序到此为止，病人就可一劳永逸被关进精神病院，你就错了。以上这些复杂的程序，只能强制住院60天。如果由两名医师鉴定，还需强制治疗的，就得重新再报审查会批准延续60天。而且，被关进精神病院的“病人”不会像朱金红彻底丧失话语权，他们还可向法院申请裁定停止强制住院，并且还能抗告。

　　我们期待那部起草了25年的《精神卫生法》能更多地体现患方的合理诉求，严格规范精神病的强制治疗。

　　（作者系上海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