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

　　户籍改革中最难解决的，实际上是为外来人口建设保障性住房的问题。一个经常被谈到的政策思路是，地方政府大规模提供保障性住房。实际上，中央政府近年来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今年就制定了建设58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标。

　　就笔者观察到的情况，这些保障性住房的目标人群，还是城市户籍人口，而没有考虑为外来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提供。

　　大规模搞保障性住房建设，即使是房租较高的公租房，要做到收支平衡，确有相当难度。当然，如果把保障性住房限定在一定范围，并采取多元化低成本融资手段，做到盈亏平衡，仍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中央要求地方全面扩大保障性住房覆盖，则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它将大大降低政府的商、住用地出让金，这也是很多地方为什么不愿意大搞保障性住房的原因；其次，如果保障性住房租金或价格大大低于市场价格水平，那么不仅政府缺乏激励供应，还会进一步带来分配上的扭曲，结果是需要住房的人住不进去，不需要的人反而多得；最后，这么搞很容易尾大不掉，一方面政府很难有效管理这些住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未来还不得不迫于后来者的压力需要继续建设。

　　因为一个健康的房地产产业发展模式，是保障性住房只面对那些连市场水平租金也付不起的最低收入阶层。绝大多数家庭的住房，无论是购买，还是租住，都应该而且也能够通过房地产市场来解决。

　　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住房问题的一个更好方案，是改变地方政府作为本地供地单一主体的局面。只要不损害公共利益，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应当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平等的权利。

　　因此，笔者以为，政府当前要做的，是允许城市内部和周围的“城中村”、“城郊村”的农民、农村集体参与城市出租房乃至商品房开发。实际上，在政府保留通过规划手段进行调控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特别是大、中城市城郊与“城中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一个早就应该做也马上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摘编自9月13日《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