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记载国耻之地，更是承载荣耀之地。

　　1937年12月，在日本侵略军屠城后的血腥恐怖的日子里，在离中华民国总统府不足千米的毗卢寺内，曾发生过两个普通年轻人冒死密藏日军屠城血证的感人壮举。当枪弹、刺刀、鲜血和惨叫声组成《屠城血证》的画面在银幕上放映的时候，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又一次回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的往事！

　　一

　　生前居住在南京市四条巷的吴旋（原名吴连凯，1998年在南京去世），曾经为了保存一本内存16张照片的灰黄色硬皮相册，提心吊胆地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

　　那年吴旋才18岁，为了谋生，他参加了“汪伪交通电讯集训队”。日本教官和政训员嘴里喊着“中日亲善”，却常常对学员们恶语中伤、拳打脚踢。吴旋和100多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白天学发报、学旗语、学架线，夜晚就睡在市中心毗卢寺内的佛堂里。

　　那天早晨，还没有吹起床号，吴旋就小跑着穿过绿竹掩映的小径，直奔后院的厕所。走进禅院低矮的茅房，他发现在砖墙脚下的茅草丛中，有一个灰蒙蒙的东西。

　　这是一本用硬纸装订的巴掌大的相册。翻开第一页，吴旋不由得毛骨悚然、头皮发涨：原来相册的右上角写着一个很大的空心字“耻”，“耻”字下面是一柄带血的刺刀，刀尖对着鲜红的心脏，心脏被刺穿了，鲜血淋漓！往后翻，是一张又一张的照片。吴旋的心震颤了，他的手在发抖，连上厕所也忘记了。16张二寸半大的照片上，全是日本兵挥刀杀人、开枪打人、端枪刺人、挖坑活埋、奸淫妇女的惨象。照片上的日本兵耀武扬威地嬉笑着，而中国的男人和女人都低垂着头，面对侵略者的刀枪，木然地等待着污辱和屠杀。

　　他不敢再看了，他怕。照片上的情景，他记忆犹新。

　　吴旋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朝四周看了看，没有人，于是忙把相册塞进怀里，又用手在夹衣外面摸了摸，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时隔半个多世纪，他才得知，原来，1938年1月的某天，经历了6周疯狂血洗后的南京城，刚刚恢复社会秩序。在“华东照相馆”里，年方15岁的学徒工罗瑾（2005年2月5日，因病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逝世）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两卷120“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污中国妇女的照片。他激愤难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几张，作为日军屠城的罪证保存起来。后来，他将这种记录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30多张。为了保存这些照片，他精心装订了一个小相册本子，挑选出16张血腥屠城的真实照片贴上去，并在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左边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脏，中间画了一把刺进心脏的利刃，滴着鲜血，右边用红色写了一个空心美术体的、正方形的“耻”字，在字下面还画了一个问号。为了悼念死难的同胞，他又特地将心脏、利刃、“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他当然知道私藏这些日军暴证的照片是要被杀头的，但为了将来有一天能用这些证据控告侵略者的疯狂罪行，为被日军杀害与侮辱的千千万万中国同胞讨回公道，报仇雪恨，他必须这样做！他小心翼翼地将这本相册保存了两年。

　　1940年5月，17岁的罗瑾为了糊口，考进了汪伪政府的警卫旅直属通讯队，与吴旋成了同学。

　　罗瑾以为这儿较安全，就将相册藏在自己的床下。1941年初的一天，同在毗卢寺内培训学员的伪宪兵二团为迎接汪精卫来训话，在检查中发现了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于是在全寺进行了大清查。罗瑾为逃避搜查，紧急之下在茅房的砖墙上掏空一个洞，将相册塞进去，糊上泥巴。岂料几天后发现相册竟不翼而飞。为了防止意外，罗瑾从此逃离南京，隐居在福建省大田县。

　　……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风声小了一些。1941年秋天，集训队的学员即将毕业分配。

　　还没有吹起床号，吴旋就起来了，他装作整理衣物，将这个相册塞在小皮箱的底层，上面是书和新买的衣服。吃过早饭，他来不及和同学们一一告别，便提着那只棕色的小皮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毗卢寺，骑上自行车到了通济门。这时，他的一颗绷紧的心才放松，他觉得自由了。

　　从此，这本血迹斑斑的发黄的相册一直藏在他的小皮箱里。有时夜深人静，他也会关好门窗，打开箱锁，从衣服底下拿出来翻看。这些照片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这个青年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