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著】

　　上期回放：

　　当北京的国画家瞬间飘零时，身在杭州的另一位国画大师潘天寿，也成了众矢之的。

　　与北京一样，上海也拥有星光灿烂的国画家群体，上海中国画院与北京画院南北呼应，支撑起中国画的大厦。如今，在美术风云吹打下，这座大厦千疮百孔，瓦砾满地。

　　这里有必要，将京沪两地中国画院的历史略作勾勒。

　　京沪两地中国画院的成立，源于1956年2月陈半丁、叶恭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上共同提交的《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提案。据《北京画院、上海画院五十年》一书介绍，陈半丁、叶恭绰的这一提案得到时任总理的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重视，当年6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会议，通过了文化部提出的“北京与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报告。文化部指派李长路会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华君武、上海美术家协会的赖少其分别筹建北京中国画院（后易名为北京画院）和上海中国画院。无疑，京沪两地中国画院的创立，主要是为了汇集优秀国画家，振兴中国画的创作。

　　1957年5月北京中国画院率先成立，此时仍健在的齐白石出任名誉院长，叶恭绰任院长，陈半丁、于非、徐燕孙、崔子范任副院长。画院另成立有院务委员会，除前面几位外，出任副主任的还有叶浅予、胡佩衡、王雪涛、张仃、石鲁等。

　　上海中国画院1956年8月成立筹备委员会，赖少其为主任委员，傅抱石、潘天寿、唐云、王个、谢稚柳、吴湖帆、贺天健、刘海粟等12人为委员。这一名单中，除上海画家外，还包括了南京的傅抱石、杭州的潘天寿，可见最初有意使上海画院汇集沪宁杭三地画家，这也可能与当时行政区划中仍设立华东局有关。

　　上海中国画院的正式成立是在1960年，丰子恺任院长，王个、贺天健、汤增桐任副院长。此时，华东局已撤消，故傅抱石、潘天寿均不在此列，画院也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中国画院。

　　据我有限了解，上海美术界的“文革”小报的编辑出版比北京等地更为系统，如前文曾涉及到的关于丰子恺、齐白石的专辑，均出自上海。除此以外，从旧书网上见到过上海出版有一本直接针对上海中国画院的批判集《砸烂黑画院——毒画毒文毒诗毒章批判专辑（第五集）》（上艺司上海中国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工总城建局水泥成品厂工人革命造反大队、上海市业余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业革会》编印），即直接针对上海中国画院。彩色封面上，一只大手挥舞一支毛笔。

　　遗憾的是，我未获得此专辑。不过，这一缺憾，在另外一本刊物上得到弥补。由新北大《文化革命通讯》编辑部出版的该刊物第十六期（1967年8月）上，发表了一组《黑画剖析》，其作者为参与编辑《砸烂黑画院》一书的上海艺司中国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相信彼此之间有相似之处。

　　《黑画剖析》集中讨伐上海中国画院，从院长丰子恺，到画院其他重要人物，如王个、唐云、贺天健、吴湖帆、程十发等，少有幸免。

　　在《铲除美术界的修正主义黑线》专号上发表的《把“全民文艺”的黑样板——“上海花鸟画展”砸个稀巴烂》，这样批判贺天健、王个、唐云、朱屺瞻等人的画作：

　　从来以山水画专家自封的反动学术“权威”贺天健，竟也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丢掉他的“专业”，大画其蔬菜。小品《霜下隽腴》被美术界党内走资派吹捧为“清腴引人”的可口之物，但给观众看到的只是两棵有干有叶、久经风霜摧残的白菜。这是出于市场蔬菜较紧张之际的毒画，其含意不是很能引人深思吗？

　　《春光》是反动学术“权威”王个的作品，画面上几株残落的蚕豆花和油菜花，据他自己说是代表新中国的大跃进，背景衬托着一枝红艳的桃花，人们有“三月桃花一时红”之说。王个把我国伟大的大跃进用短命的桃花来作比，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就在这个画展里出现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唐云的一幅残荷——《红莲翠羽》，被捧为“婀娜里透出新生峭拔的气势”，真是欺人之谈。唐云为了反对表现欣欣向荣的时代精神，大画其“残荷败柳”，说什么“从侧面描写有生命力的残荷”，这与他学八大山人，画“白眼看青天”的禽鸟小鸡，厌恶人世的反动本质没有什么两样！

　　大资本家老剥削鬼朱屺瞻的《杜鹃花》上，特意题上唐人“杜鹃花发鹧鸪啼”的反动诗句，借民间传说中的鹧鸪啼血，来为他们失去的“美丽天堂”而哀鸣，真是反动透顶！

　　下期预告：

　　“文革”初期批判“文艺黑线”时中国画遭遇的窘状，为1974年的“黑画事件”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