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著】

　　上期回放：

　　《黑画剖析》集中讨伐上海中国画院，从院长丰子恺，到画院其他重要人物，如王个、唐云、贺天健、吴湖帆、程十发等，少有幸免。

　　对上海中国画院的批判，不限于创作领域，日常外事活动也包括在内。1968年3月，上海出版《外事批判》第七集为“坚决肃清文艺黑线在外事工作中的流毒”专号（发行组地址：上海巨鹿路845弄1号），十六开，铅印。其中发表《揭开旧上海画院在接待外宾工作中的黑幕》一文，作者署名“新画院革命造反队”。文章集中批判上海中国画院历年接待外宾的活动，这彻底否定画院的日常活动，将画院中的各位画家悉数拉出来亮相，是贬斥中国画的自然延伸也是全国铺天盖地批判“文艺黑线”的高潮在美术界的重要表现。

　　走笔至此，至少有两个问题的历史脉络，在我的追寻中逐渐变得清晰。

　　第一，中国画与油画的历史地位的替换。

　　在当代美术风云席卷之下，传统的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花鸟画，由于不能直接塑造伟人形象和工农兵形象，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因齐白石受到高度评价而使国画家一度显赫风光的景象，在“文革”期间转瞬间化为乌有，甚至中国画特有的笔墨技巧，也因其“黑”而被贬斥。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油画特别是人物画（包括中国画的人物画），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得到了全国性的普及与推广。

　　此种状况，恐怕与江青在与中央美院教员的谈话中的一句话有着直接关系。她说：“我平常油画看得多，很喜欢油画，它表现力很丰富。”当年情形的确耐人寻味。在数年时间里，油画独领风骚。譬如，一幅刘春华的油画作品《毛主席去安源》，风靡全国，把一个画种与一个时代的需求推到了极致。这里被推崇的油画艺术，当然既不是凡高、莫奈之类的印象派，也不是列宾的现实主义，备受重视的是油画塑造领袖伟大形象和英雄人物形象的宣传功能。“文革”期间举办的一系列美术展览，也大多突出人物画的创作，政治功能明显大于艺术性。

　　历史往往也有意外收获。在美术风云席卷的年代，油画功能的被青睐，则为众多青年带来了研习的契机。从工厂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不少年轻的美术爱好者是从临摹伟人肖像、设计宣传墙报，开始踏上美术行程，为未来的发展做了铺垫。近三十年来，一些颇有成就的油画家，大都得益于当年的这一美术氛围和历史机遇。

　　第二，“文革”初期批判“文艺黑线”时中国画遭遇的窘状，为1974年的“黑画事件”埋下了伏笔。

　　在写《追寻黑画事件始末》中谈到，“黑画事件”的直接起因主要有三点：

　　一、香港《七十年代》杂志，1973年发表了新访问内地的旅美华人教授赵浩生的专访《李可染、吴作人谈齐白石》，二人以崇敬和怀念的心情回忆与齐白石的交往，高度评价齐白石的中国画艺术成就，其基调显然与美术风云席卷时对齐白石的批判决然不同。

　　二、也在1973年，上海工艺美术公司为出口而出版了《中国画》样本予以推广，其中入选的画家，几乎囊括了曾被讨伐过的所有重要中国画画家，如李可染、潘天寿以及上海中国画院的“黑画家”们。

　　三、与此同时，在北京，从“干校”回来的一批画家，在1973年前后重新受到青睐，被请到北京饭店和国际俱乐部，创作一批新作品供饭店陈列。

　　以上三件事情均在同一年发生，此时距美术风云告一段落的1968年，仅仅五年时间。中国画的地位又发生了逆转，曾被极力贬斥的画家们，似乎一下子又风光起来。对于在美术风云中呼风唤雨、如今又酝酿开展批判“文艺黑线回潮”的人来说，把矛头重新对准中国画，实在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五年伏笔，终于有机会浮出水面了。当代中国美术风云的一段历史，如此这般，衔接延伸。

　　未想到，“追寻‘文革’初期美术风云”，前前后后竟然一共写了十三章。搜集材料有限，又缺乏遍访当事人，我的叙述远没有呈现历史全貌，更缺乏深入的系统归纳和分析。这只是一个美术圈外人的偶然拾掇，故将之称作《拼贴风中碎片》。

　　虽是碎片，却有可能拼贴起个人视野中的历史画卷。

　　下期预告：

　　陈岩先生在《往事丹青》一书中，回忆黄永玉与“黑画事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