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先驱报》文章

　　原题：打假的中国式生存

　　近来，著名打假人士方舟子被打的消息成了中国的热门话题。打假是好事，是为民除害。采取暴力方式反扑，必须予以谴责和惩罚。不过，在谴责暴力之余，我们也要反思一下打假本身。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方舟子曾经慷慨激昂地说：“有人说我偏执，这要看怎么理解，如果说做事认真叫偏执，那我就偏执了，而且还会一直这么偏执下去。”这可以看作一个被激怒的普通人的宣示，也可以看作一个英雄的勇往直前，但方舟子的偏执的确存在。

　　在方舟子最重要的打假阵地——— 新语丝网站上，有一份他亲手制作的《中国不良记者名单》。浏览一下这份名单，会发现很多南方都市报系的人，其中鄢烈山、徐列等人赫然在列。笔者读过鄢烈山写的《警惕方舟子，理解方舟子》，只是一篇中肯的评论而已。连这样的文字都被方舟子视为造谣，甚至将作者称为“不良记者”，令人匪夷所思。

　　在方舟子的打假对象中，有些并不是像唐骏之类的明显造假，甚至还存在很大争议，但都被方舟子言之凿凿地冠以造假者与伪科学的名号。

　　在打假技术上，方舟子唯“科学”马首是瞻。他曾经说：“全息生物学在生物学界被公认为伪科学。”直觉告诉笔者，此话说得有点绝对。谁能代表生物学界？如果笔者说“文学界公认古体诗不算文学作品”，是不是要遭炮轰？

　　有力量，却缺乏技巧。这既是方舟子的偏执，也是他的软肋。

　　话说回来，在中国打假，如果不偏执又如何生存下去？但是，难道只有以偏执对抗偏执，才能把打假事业进行下去吗？如果一直以偏对偏，往往会演变为以力量对抗力量，以恶对恶，直至从语言和文字的战争上升为肢体暴力。到最后，受伤害最大的其实还是打假事业。当人们质疑打假的质量、公正性和真实性时，打假事业也就像澡盆里的孩子，连同脏水一起被泼掉了。

　　那么，“打假”两个字是否可以改成 “纠假”。“纠假”的内涵起码应该包括如下几条：提出证据要更谨慎些，慎下结论；给被揭露者以充分的、对等的解释和辩论空间，尊重其人格；不猜测被揭露者的动机，不把他们当作假想敌。

　　这不是自我束缚，而是自我约束。方舟子认为“不能强制要求真相长着一张慈眉善目的脸”，但真相也不能长着一张凶神恶煞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