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丽萍

　　今天上午，近十个行政职能部门在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上接受专题询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成立31年以来，常委会组成人员集体行使“询问权”，这是第一次。依据《监督法》《代表法》《地方组织法》，询问也是一种监督。首次行使“询问权”，折射出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的进步。

　　公众首先关注的是，“询问权”因何行使？

　　今天询问的核心内容是世博会后的城市长效管理机制，重点涉及市容环境管理、工程建设管理和交通组织管理。世博会为上海的城市管理带来了诸多变化和利好，“世博效应”如何持续，这是城市发展的重大课题，值得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就此询问。因此，世博会无疑成为这“首次询问”的重要动因。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始于世博会，所言不虚。

　　公众还关注，“询问权”如何行使？

　　今天，十多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为“询问人”，他们有备而来——谙熟相关国家大法所赋予的权力，是询问的前提；调查研究所问课题，是询问的底气。更值得一提的是，询问和应答都要遵循“公开的原则”——在公开的场合公开问答，在询问人和应询人的“一问一答”之间，监督的过程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展开。公开，正是实现监督初衷的程序保障。

　　公众更关注，“询问权”的行使，将带来怎样的监督效果？

　　诚然，询问是一种法定的监督权，但一项好的制度，若得不到有效应用，制度便形同虚设。好在，在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的5年任期内，我们看到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询问权”的积极实践。事实上，近年来上海地方人大为履行法定职责已经进行了诸多有效探索，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常委会组成人员。

　　让公众记忆犹新的是，2007年就本市出租车扬招点广告牌的管理问题，厉明等10位市十二届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质询案。那是市十二届人大代表5年任期内，出现的第一份质询案。舆论普遍认为，那也是人大代表依据相关法律和中央政治文件所做的一次探索——10位代表履职所促成的积极效果，证明了人大代表对自身法定权利的熟练运用，正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真实写照。

　　而今天，为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在“世博后”长足进步，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询问权”的行使，以及由此带动的城市管理方式的积极变革，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