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我国在读博士生人数也由1999年的5.4万人增加至2009年的24.63万人，10年间增加了3.56倍。在博导增长人数跟不上博士生扩招速度的背景下，传统的导师制已经不能适应大批量的博士培养，我国开始了从导师制到老板制的转变。(9月14日《中国青年报》)

　　让人感到悲戚的是中国很多博士生已经沦为其导师的廉价劳动力，谓之“学术民工”一点不为过。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呢？

　　首先，中国的博士生制度设计。我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模式。导师制源自德国，就是师傅带徒弟，在学生规模很小的情况下，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培养精英的模式。其特点是：导师在博士的招生中权力很大，但是责任也特别大，因为学生带得好坏和自己的声誉是直接挂钩的，这种情况下导师的责权是统一的。

　　老板制由美国开创，也就是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在一个团队里面只有一位教授和一群博士及辅助研究人员。负责教授用从国家拿到的经费来支付团队成员的开支。老板制是科研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雇佣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它把育人、培养人才排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

　　正是由于这种权责不统一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导师既然在招考的过程中权力过大，在培养的过程中没有考核机制。一旦成为博士生导师就是终身制的，这样由于博士生导师没有一个退出或者说淘汰制度，导师自然可以随便使唤自己的学生去做这做那。

　　其次，整个社会风气的浮躁。社会风气的浮躁慢慢侵蚀进校园里，不仅仅博士不认真做研究。连导师自己的研究都成为自己的学生去完成的项目，可想而知学术风气难以改进。

　　最后，越来越功利化的社会环境。对于博士生的培养就是“速成”，对于科研项目就是“多”、“快”。导师按照这样的逻辑，在追求大而全的科研数量上只能将自己完不成的任务交给自己的学生去完成。这样，博士生便只能沦为“学术民工”了。（文/王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