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最高院发布的最新司法解释称，对于劳动者向用人单位追索加班费案件，劳动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9月15日《新京报》）

　　司法解释明确加班费举证由劳动者负担的规定，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一种倒退——长期以来，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最高法对劳动报酬争议问题一直有 “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若用人单位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不出否认加班事实的证据，则推定劳动者所主张的加班事实成立，用人单位应该支付加班费，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惯例。而今，让劳动者承担加班费举证责任，无疑加大了他们的维权难度。

　　不得不说，“举证责任”往往具有现实难度。首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相比，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举证能力极其有限，能反映工作量的各种人事资料、考勤表、工资表等证据都藏匿在用人单位手中；其次，在“就业难”的现实语境下，员工与用人单位权利、地位并不平等，个人很难与用人单位去“较真”。可以说，除了机关事业单位、高新技术行业与闹用工荒的单位，劳动者即使知道用人单位让其违规加班，也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敢开口向老板提加班工资。

　　由此可见，要想改变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不可能仅凭“一个人的战斗”去完成，必须要在加强工会独立性、推进劳资双方平等协商机制等多方面下功夫。

　　一方面，目前，在一个系统内，劳动者最可依赖的是工会组织，遇到麻烦、纠纷也往往会想到找工会。但现实的问题是，工会只是企业的一个部门，工会的干部也是领老板发的工资过日子，经济上的不独立决定了其“附庸”地位，所以很多时候，工会所能做的往往都是无休止的协调。前不久，全国工会官员也承认，工会干部身份尴尬，维权力不从心。因此，要让工会能够为劳动者说上话，则必须加强工会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劳动者权益。

　　另一方面，劳动执法部门必须积极作为，出台一系列政策，落实好“平等协商”的用工机制，让劳资双方在各个环节实现平等协商。以加班为例，加班的时间安排、费用支付应该在加班前就能有所沟通，而不是加班时资方“一言堂”说了算，加班后劳动者满腹委屈无处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做的是用司法的手段强制用人单位与职工平等协商加班事宜，并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出具书面证明，劳动者凭此实施加班。这样一来，既可以约束资方滥用加班和随意拖欠加班费，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也可以保障劳动者按劳取酬，并在维权时有据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