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北京公交警方表示，乞讨卖艺、倒票揽客、摊贩卖报、散发小广告等四类扰乱轨道交通秩序的行为，已被列入警方专项整治行动将严查。乘客发现上述问题，可拨打电话或发短信举报。（9月16《新京报》）

　　笔者每次乘坐地铁，总能听到地铁广播不厌其烦地播放：“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前半句挺温馨，后半句则让人身披寒意。如今，北京公交警方表示，乘客可拨打电话或发短信举报乞讨卖艺行为。从要求乘客抵制到提醒乘客举报，看来警方对乞讨卖艺人员出手越来越狠了。很显然，在警方眼里，乞讨卖艺人员是危险分子，是需要被控制乃至被专制的对象，乘客要与其划清界限，甚至人人得而诛之。

　　乞讨卖艺难道是洪水猛兽，否则何需共同抵制？抑或是潜伏在人民内部的坏蛋、犯罪分子，否则为何要举报？无论是抵制还是举报，在公共视野里，更准确地说，在执法人员的执法意识中，所抵制和所举报的对象都被宣判了道德死刑，甚至被划向了敌营。这种荒谬的动机值得推敲。

　　一方面，这是对卖艺乞讨人员权利的伤害。无论卖艺还是乞讨，都是公民的权利，哪怕繁华如美国华盛顿、纽约这样的城市，也有乞讨卖艺人员，一个人选择乞讨或卖艺，必有苦衷，当他们让渡尊严换得生存时，何需对他们再逼迫甚紧？也许有人说，有的乞讨者强讨强要，是的，不乏其人，但不能一刀切，不能因少数人的强讨强要就驱逐所有的乞讨卖艺人员，平心而论，在笔者的个人体验中，还从未遭遇被强讨强要的经历，相反，他们一个个卑微至极，令人动容；还有人说，有的乞讨卖艺人员是伪装的，是被犯罪团伙所操纵的，当然也不能否认有这类情况，但我们应该看到，不少乞讨卖艺人员确实因生活所困，笔者就遭遇过某老俩口因儿子不孝而不得不结伴乞讨，即便有被犯罪分子所操纵的伪乞讨者，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的乞讨者置于打击的范围内，而应充实警力针对性地打击操纵者。还有一种说法是，乞讨卖艺人员扰乱了交通秩序，这同样不成立，一个人除非不想乞讨到钱，否则他不敢扰乱交通秩序，让乘客不爽，见了警察如惊弓之鸟，哪还敢扰乱秩序，故意往警察枪口上撞？

　　另一方面，这是对乘客的不尊重。抵制不抵制，举报不举报，完全是乘客的自由，但在地铁内翻来覆去地广播“共同抵制”，乘客耳边被不停地鼓噪抵制、举报，这实际上就对乘客构成了软暴力，对乘客是一种道德胁迫。就笔者的亲眼目睹，每每看到乞讨卖艺人人员，不少乘客都是伸出援手，甚至踊跃给钱，全无半点厌恶之情，这足以说明不少乘客对所谓的“共同抵制”不屑一顾，用脚在投反对票。而那些即便不给钱的乘客，也并无抵制的举动，要么默不做声，要么歉意地摇摇头。所有这些，一定程度可以说明某些执法者的构想陷入破产之中，公众对所谓的“共同抵制”产生了厌烦，他们没有共同抵制乞讨卖艺行为，而是共同抵制“共同抵制”。这耐人寻味。一个城市究竟要冷血无情到什么地步，才能视卖艺乞讨人员为敌；一个执法者究竟异化和狂悖到何种程度，才能号召大家抵制自己的善心？

　　判断一个城市的文明指数、宽容指数和人道指数，可以寻找到许多载体，比如对待乞讨卖艺人员的态度。一个冷漠的城市，一定将摊贩驱赶得四处逃窜，让乞讨者无立锥之地；一个只注重城市形象的管理者，一定汲汲于制造虚假的干净、苍白的华丽，而不能容忍衣衫褴褛。而这种执法思路，客观上会抑制市民的宽容度，有时会对普通民众产生恶劣的暗示，比如有网友说，地铁车厢广播要求抵制乞讨了，政府都抵制了，我们名正言顺地鄙视他们（乞讨卖艺人员）吧！如果一个城市连乞讨者都不容忍，这无疑是可怕的；如果还强力培养市民的冷漠感，这无疑更是危险的。

　　当然，号召举报未必就是正义在握；而被抵制的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比如充斥坊间的抵制日货、抵制家乐福，谁能说日货和家乐福就是坏东西。对乞讨，还是一位学者说得好，乞丐问题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底层群体找不到正当职业，只能靠乞讨、靠丢自己的尊严为生，难道不值得思考一下这背后的原因么？因此，面对警方的号召，我坚决地说，对不起，我既不抵制也不举报乞讨卖艺人员。（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