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奇迹，总让人感觉到是那么遥远，似乎只有回忆。石门坎奇迹就是如此。9月1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从外表看，石门坎不像是个很有文化的地方。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这个位于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最西部山区的小村，自从传教士柏格理将现代教育带入这里时开始，生长出了中国早期最优秀的现代教育的硕果。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场……

　　然而，这个昔日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风雨飘摇几十年后，就象阳光转过山岗，又默默无闻地存在于中国最贫困的乌蒙山区中。如今这里是污水横流，苍蝇乱飞，茅草屋随处可见。那欧式建筑群、游泳池、篮球场……却难寻踪迹。石门坎奇迹告诉了人们，再贫困荒凉之地也能产生辉煌，成经济文化的繁荣之地；同时也告诉人们，繁荣之地一旦不懂得珍惜，就会荒废而变得苍凉。

　　石门坎奇迹的产生，是从传教士柏格理将现代教育带入这里开始的。由此可见，教育可以改变贫穷与落后，也可以使一个地方的文化与经济活跃起来；教育可以改变命运，它让这个最贫困乡村飞出一只只金凤凰。20世纪的上半叶，就是这样的山旮旯，却走出过10个省部级干部、20多个地厅级干部，以及200多个县处级干部，还有硕士、博士(那时硕士和博士不像现在满街都是，可说是稀少人才)，这种教育难道不是一个成功的范本？

　　假如石门坎把这种“传奇”传承了下来，当年的石门坎或许就是贵州省内最好的学府，文化与经济都可能名列翘楚。可惜这只是个假说，如今石门坎已回落到原始的状态，又成为中国最贫困的乡村，这种变迁，难道不值得深思和反省？

　　有人说，石门坎的奇迹，是一种“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教育，没有功利性。正因为如此，这些贫困山村的孩子才能读得书。这里没有应试教育，无论是柏格理还是他的继任者，都在发展教育、文化、技术、经济的同时，把体育放在很高的位置。学校除了开设有文艺课、体育课，还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等多项活动。在1936年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上，中国足球队中就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而在1959年的国家足球队里，石门坎人也不在少数。

　　透过石门坎的兴衰史，可以看出中国现实教育的悲情，石门坎的兴衰史其实也是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在资源分配上不仅侧重于城市，使得农村长期缺乏发展要素，土地价格剪刀差、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劳动力价格剪刀差，也使农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长期的“剪刀差”把农村剪得十分贫穷。城乡二元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而石门坎也是以这个时候开始败落的。城市变化用得最多的词莫过于“日新月异”，与“日新月异”之相反的词则是“一成不变”或“依然如故”。不说乡村一成不变，依然如故，但几十年变化不大是可以说的。而石门坎不是“依然如故”，而是败落得面目全非。

　　不可否定这样的事实，农村教育已是日渐衰败，乡村优秀教师都跑进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也集中在城市学校。过去那些有学生考取北大、清华的农村名校，也早已成了生源不足的落后学校。今年的教师节之前，《人民日报》报道了一个老师与十个学生的故事，而我工作的媒体却报道了一个老师与五个学生的坚守。乡村教育的败落，无疑会影响国民素质。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说过，目前在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约占4.2亿人。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如今是凤毛麟角，原因是读了高中的几乎都上大学去了，没有读高中的早就走上了打工之路。高中文化在我国农村悄然形成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凸显的是农民文化素质整体急下。这个“断层”的形成，势必影响新一代农民素质的提高，阻碍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乡村更加败落。

　　石门坎的败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