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文忠实际上应该被拘，当时正赶上中国对巴拉圭和伊朗两场比赛需要他回去，而且他进去交代得非常好，据说还交代了更高一层的问题，现在邵文忠也是随叫随到，被控制了。”

　　——毕熙东15日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

　　昨天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题为《隐秘的福特宝账本：足球圈黑金运作调查》的文章。文章写道：正是从彻查福特宝账本入手，才获得前足协高官谢亚龙等涉案的线索。而财务上与中国足协纠缠不清的福特宝究竟在联赛黑金运作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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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连谢亚龙的人

　　谢亚龙受调查的9月初，即传出与福特宝公司账目有关，但不少人却意外地在北京看到邵文忠。

　　16年前，这位正处级官员，受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指派担任福特宝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邵一直任职至今。当年，公司定名“福特宝”，是对足球（Ｆｏｏｔｂａｌｌ）的汉语音译，在中国式的足球圈，邵的协调能力为人称道。

　　福特宝公司注册成立于1994年，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中国足协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命。筹备组建的负责人是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王俊生。

　　至2009年改制，福特宝公司一直为老式全民所有制国企，“与足协关系几乎分不开，独立决策是不可能的。尤其在财务上，公司与足协间有许多纠缠不清的地方。”在该公司任职人士称。

　　8月初，邵被传在沈阳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工作。福特宝之于整个中国足球弊案证据链，一直被视为关键一环。近几日，邵的证言被体育媒体认为是导致谢亚龙等人被立案调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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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黑金”悬疑

　　在归案人员中，张建强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任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蔚少辉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裁判委员会掌控实权的秘书长，而张建强的后任李冬生长期担任主管裁判工作的足协技术部主任。

　　“陆俊等人被查出的贿款，其实并不是商业贿赂、操控比赛所吸资金的全部。”这种说法在业内已多有印证——中国足协在裁判接待费、裁判场次安排等领域存在“黑金”和内部操控问题。

　　由于存在赛区招待的便利，俱乐部向裁判或他们在足协的支持者提供“好处”，已经成为职业联赛中的惯例。一般想要公平需要单场付出约4万元，如果希望获得好处，则数十万元不等。

　　据媒体报道，陆俊、黄俊杰等裁判被调查，是因其未将贿金全数转交足协，因而为警方查获。

　　但在这种看似正常的程序后，“黑金”已埋藏在足协各级掌权者的欲望中。“钱并不是裁判个人拿到，而多是通过正常的上缴程序，交纳给中国足协和裁判委员会。”接近此案人士透露，“谢亚龙虽并不能完全掌控裁判委员会，却很可能参与从中获利”。

　　余下的问题是，这些钱如何最终再次输送回利益相关者？足协可以绝对控制的福特宝公司，则被外界怀疑是运作巨款的实体。

　　尽管目前专案组已并案查处的具体数额不详，但众多人士指称，“每年各级联赛中涉及的裁判贿金可能已经上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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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办“福特宝”

　　除“裁判黑金”外，近日体育媒体还曾释放福特宝承担的中国队业务与谢亚龙、南勇等人支配小金库有关的消息。

　　福特宝的真实盈利情况，因其浓重的官办色彩，恰恰是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的隐秘所在。

　　1993年国家体委对公司成立的批文中提到，“为发展足球事业积累资金，使中国足球协会彻底走向实体化……成立福特宝公司。”但公司实体与协会的管理实体之间，似乎一直边界未明。

　　当年，中国足球协会甲Ａ联赛甫一运营便球市火爆，众多企业倾巢而入，每年投入上千万元，追逐广告效应。福特宝以官办企业身份，在改革中获益。

　　1996年至2002年，福特宝公司年营业额从四五百万元增长到一千余万元，增长明显，其中主要增长源于对足球卡等产品的开发，以及为中国足协从ＩＭＧ集团代收的8％授权费。

　　中超联赛开始后，在游戏规则未明之际，足协钦定福特宝公司负责经营开发。获得中超经营权后，福特宝公司营业额剧增，工商资料显示，2003年至2005年，年营业额分别约为3420万元、6120万元、6453万元。

　　此间，福特宝与俱乐部争利现象严重，引起俱乐部投资人不满。譬如，中超招商中，福特宝曾公布了19种“统一招商产品”，涉及服装、啤酒、汽车、家电、移动电话等。各家俱乐部则因此不得在冠名、胸前、背后服广告中洽谈这些商品的赞助商。

　　但令人不解的是，从注册成立至今，福特宝的净利润水平始终在十余万元的量级。这家公司并没有大额对外投资，最多时不过100多人。

　　“福特宝的经营成本主要是一些广告媒介购买，以及日常运营费用，如果公司净利润那么低，很可能是将足协的收益以授权费方式纳入了成本。”一位福特宝公司前任管理人员称。

　　福特宝公司账目不清的问题一直存在。2005年，中超公司成立，成为足协掌控联赛收入的主要公司。福特宝还在谢亚龙时期一度失去中国国家队的商业代理权，而当其重新获得这一项目时，中国足球的商业价值已跌入谷底。（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