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北京市职工恢复做广播体操。这项因用广播播放口令而得名的体操，曾作为中国发动最广泛的体育运动而被称为“国操”。经历了社会的斗转星移，“国操”也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位置。如今，“国操”在北京已经恢复了一个月，无论是运动本身还是做运动的人，似乎都面对着一些尴尬和茫然。

　　8月9日，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恢复播放第八套广播体操的音乐，标志着在市总工会的领导下，北京市职工全面恢复做操。

　　那天一大早，中央电视台记者给龙潭街道工会主席刘锐打电话，说要来拍做操，刘锐一到单位就挨个办公室通知：从今天开始做操啊。匆忙中上了当天CCTV各档新闻的刘锐和她的同事们对自己的表现还算满意，毕竟“有这个基础”，之前大家断断续续都在做，但还是很遗憾，“(如果早点通知)我们做一个横幅啊，穿个稍微那个(整齐)点的衣服”。

　　中国的第一套广播操是在1951年诞生的，一直以来它都被认为是极其省钱的体育活动，不需要器械，对服装装备也没有特殊要求，场地也没有限制——万人汇操表演需要的广阔场地除外——在中国人体质急需加强的百废待兴年代，广播操这种性价比极高的锻炼方式受到了最广泛的青睐。

　　“我没想到，光盘、图解挺贵的呢，一套三四十。”刘锐觉得“有点贵”，“买这点东西也花了1000多元钱。”

　　可这1000多元钱，在今天龙潭街道工会的活动经费里，成了一笔不大不小的开支。工会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刘锐的工作账不得不算得仔细。刚刚组织的职工安全生产答题，发放了900份问卷，还得搭上900份小纪念品：“赶紧从超市的海报里找信息，一看牙膏还不算贵，两元九的，买了900个。”

　　同样“赔钱”的还有北京体育广播电台。陈晖说，黄金时段共计16分的、不插1秒钟广告的广播操时间，算下来台里要“损失20万”，但是呢，“这个事情不能谈钱，谈钱就俗了。”“在播出广播操期间，有多少钱(广告费)我们也不会要的。……如果我们做着做着操突然出现一个商业广告，他心里是什么感觉？这个不是算经济账”，“是个特别公益的事情”。

　　随着楼房、车辆的扩张，能铺开来运动的场地越来越少。如今各单位举行广播操比赛，除了学校有大型场地之外，千人、万人共做操的情形很难再在其他单位出现了。这可愁坏了想拍壮观场面的摄影记者们，对于“北京恢复广播操”这条新闻，很多记者找到首钢公司新闻处处长吴建新，希望拍摄首钢万名工人齐做广播操的盛况，重现当年风采。但询问的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在吴建新看来，首钢工人不可能做操，这是由“钢铁连续生产，岗位上不能离开人”的特殊性决定的。“首钢是8小时工作制，三班倒。吃饭就是15分钟，别人帮顶一下，换班去吃，甚至有时候要把饭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出去做操呢。”

　　吴建新说，在首钢，真正做操的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在机关里头，每天光放音乐，没人做，就二三个人在做操”。

　　摄影记者的镜头想留下千人齐做操的画面，只能去定格8月10日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广场了。那天，市总工会举办“首都职工宣传示范工(前)间操统一行动日”活动。第七套广播操的示范员、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被聘为形象大使之一，同3000名职工一起做了第八套广播体操，只是由于“动作不熟练”，他的“动作总是慢半拍，做着做着明显就跟不上节奏了，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一边做一边乐了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 （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