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9月15日报道：一个刚满18岁的四川小伙廖珍平，于去年9月13日上午7点半左右，骑电动自行车到他工作的饺子馆上班路上，撞伤一迎面走来去上公厕的76岁高龄的王老太。当天中午，王老太的儿子王满贵带4名亲戚劫持廖珍平到廖和他父母的住地——北京丰台区郭公庄村索要3万元医疗费，廖的父母没钱，就又强行带他向他的老乡借，连借两家未果后被王家人带走。一直到次日下午没有回来，廖家报警，警方调查后定性为人口走失。9月21日，交警队认定廖珍平负全责，10月初，在廖“失踪”的情况下，廖父母与王家人达成调解协议，赔偿7900元，对方还了3万元欠条。10月22日，廖的尸体在丰台区汾庄铁路口桥洞发现，已高度腐烂。身旁散放着几份遗书，5份给家人，1份给公安机关。遗书称：“我今生欠的钱与我的监护人无关，我只能用我的生命来偿还。”警方经过调查，认为系服敌敌畏自杀。随后廖家起诉王家逼死生命，索要76万赔偿。两家开始了漫长的诉讼路。到14日仍然没有判决结果。

　　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演变为一个18岁生命的过早结束，演变为“以钱偿命”的悲剧，这是多么不应该出现的事情啊！

　　我不想评论王家和廖家在这件事中的是是非非，因为他们都是受害者。一家老太骨折，一家痛失爱子。我也相信法院会公正判决这个案子。我想说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不应该出现“以命偿债”这种怪事的！

　　为什么会出现“以命偿债”的怪事？我认为首先是现在的医院，一入院就得交高额住院押金。一分钱逼倒英雄汉啊！其次是交通事故双方互不信任的心态；第三是交警队的不作为。

　　由于我国群众的交通秩序意识差（特别是行人），导至了道路、街道的交通秩序差，因而造成了交通事故的多发。而造成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如果是穷人（如本文的廖珍平），他们无力负担伤者、死者高昂的医疗费、赔偿费，甚至连入院的押金也缴不起，如果正好伤者也是穷人，那伤者就有被医院停医停药的可能。至少医院怕医疗费无处要，不尽心尽力治疗用药是一定的了。伤者家属怕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控制肇事者，用各种手段逼要医疗费（有的非常残酷，如吊打、吃不干净东西等），这大概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已经成了常态。

　　肇事者怕吃眼前亏，有的就采取逃走的办法来躲灾避难。逃不走，只能任由伤者家属摆布。比如本文的廖珍平，写下了3万元欠条，两天内归还。一个打工仔，3万元是个天文数字，两天内他哪里能拿出来？一个18岁涉世未深的孩子，知道自己两天内兑现不了承诺，他一个只工作了几天的厨师，身无长物，不死还能有什么好办法？而王家的人也不能冷静地考虑，3万元对一个穷人来说，不偷不抢，两天内能够拿得出来？为什么不能面对现实，从容协商个稳妥的办法呢？比如说，这3万元几年还清，可以从小廖的工资里扣，甚至还可以加点利息。这样你王家在经济上没有受到损失，小廖也可以活下去，说不定真的实现了理想，成了名大厨呢！现在可好，落了个鸡飞蛋打，官司缠身。人啊，为什么不能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谅解，换位思考一下，非得把小事办成不堪回首的大事呢？

　　交警对交通事故处理的多，很知道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早为预防？禁止肇事者和伤亡者家属单独见面，一切在你们的主持下进行。要知道，这种事只要有一方失去理智，就可能出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不是只勘察一下现场，做个事故鉴定，调解一下了事。而应该对双方全程负责！出交通事故已经够不幸了，再不能让由此而引发的更不幸的事情发生，这应该也是我们的责任！

　　构建和谐社会是方方面面的事，妥善处理好交通事故，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鉴于穷人也可能成为肇事者，我们是不是可以由交警队牵头，筹集一笔应急资金，伤者一住医院就先由交警队从这笔资金里垫付（入保险的有保险公司），等责任明确后，再由责任方缴付。如果责任方一时拿不出，可协商分期缴还，按现行银行贷款利息加息。这样，一来可以使伤者得到及时治疗，不至于因钱不到位影响伤情。二来可以使家境贫困的肇事者在经济上有缓冲余地，不至于走极端。三来减少了肇事者和伤者家属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

　　“以命偿债”，一个18岁的花季少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社会课题：如何建立交通事故处理的合理机制，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更人性地执法？我们的相关部门应该研究它，攻克它，完善它了！总之，“以命偿债”之类的人间悲剧再不能在中华大地上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