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沈轶伦 林环

　　过去，妇女承担着照顾家庭的主要角色；如今，妇女成为活跃在职场的力量。过去，妇女缺乏受教育的权利；如今，上海女性在硕士、博士就读人数上与男性平分秋色……

　　昨天，“妇女与城市发展暨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五周年论坛”在沪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政要、学者济济一堂，探讨妇女发展——走出家门的女性怎样应对来自职场和家庭的双重责任？走上社会的女性是否面临“玻璃天花板”的无形阻力？流动妇女权益该怎么保护？高学历女性如何挑战“男高女低”的传统婚配模式？

　　城市为女性带来更广阔的舞台，也带来了无前例可循的难题。如何走出一条更利于女性发展的道路？正在思考的，不只是女性。

　　女性高层人才

　　你打破“玻璃天花板”了吗？

　　目前，全球女议员比例仅为18.9%，科技领域女性人才成长亟待关注，大企业女性领导比例偏低，妇女就业包括女大学生就业依旧面临歧视。妇女在各个领域的地位，特别是女性高层人才的成长速度和比例与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很不相称。

　　明明看得到，却又升不上去，今天的职业女性应如何面对 “令人无奈的玻璃天花板”？

　　有位美国女孩，生长在连自来水都没有的牧场，但年仅8岁时就学会了修补栅栏、骑马、用步枪并驾驶卡车。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她立志当律师，但律所负责人说小姑娘只配在办公室打字。不服气的她，留下来成为不领薪水的律师。1952年，她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县副检察长；1981年，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位女法官。她就是桑德拉·戴·奥康纳。

　　昨日会场上，国际妇女论坛前主席芭芭拉·贝雷特引用了奥康纳的例子激励女性，“有榜样的力量在前，如果我们每天、每人能在每个岗位上打破一小块玻璃天花板，那么终究有一天这些看不见的障碍会不复存在。”但她也指出，除了“玻璃天花板”，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许多看不见的妨碍女性在更广阔领域一展身手的障碍。如 “玻璃墙壁”，意味着女性很难跨行就业；如“玻璃迷宫”，表示女性很难获得通畅的升职信息；又如“玻璃悬崖”，指女性在选择高风险工作时面对的危险更大。

　　上海市妇联的调查显示，上海基层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近7成，但局级正职干部中女性比例仅为10.8%，处级正职干部中女性比例为15.5%，“离权力中心越近，女性参与率越低，离权力中心越远，女性参与率较高。女性社会参与呈金字塔形。”

　　与会代表指出，女性晋升高层并非不可能，但要求女性付出的代价较大，往往需要牺牲更多的精力去协调工作、家庭的关系。而打破“玻璃天花板”，首先需要政府在政策方面引导。比如瑞典的就业政策，为了实现男女共同分担家庭责任，从1994年起增加1个月的父亲假，要求所有父亲在孩子出生后16个月内必须休假承担家庭义务，否则取消补贴，2001年起追加1个月。

　　妇女与城市化

　　如何保护流动妇女权益？

　　据联合国人居署统计，目前全球城乡居民基本持平，到2050年城市居民将增至全球人口的70%，城市居民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为许多人包括妇女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挑战，实现性别平等的机会与挑战并存。

　　如何趋利避害，解决城市化中妇女面临的特殊问题，保护不同妇女群体尤其是流动妇女的权益？

　　城市化进程中的“她”力量，是上海市妇联主席张丽丽的发言主题：“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聚集效应、凸显的公平效应、衍生的创新效应，都为妇女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现实空间，使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不断增多，为女性提供了新的成长舞台。”

　　当然，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巴西圣保罗，每15秒就有一名女性在公共场合受到侵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60%的被访女性不敢晚上独自出门；在印度新德里，85%的女性表示性骚扰在公共场所非常猖獗。”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处处长索克罗·雷耶斯列举了一串惊人的数据。近日，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亚太和阿拉伯国家处开始实施首轮“安全城市评估”项目，通过评估道路灯光、公共交通、警力等方法来提前帮助女性应对城市里的不安全。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妇女大量涌至城市，其中部分难以获取清洁的水与食物。“社会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不等于均衡发展。在非洲，城市里现有80%人口都来自农村。城市贫民窟不断扩张，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及减贫计划尤其重要。这一点，中国在农村大力推进对女性的权益保障值得借鉴。”非洲联盟委员会性别及发展司司长欧加娜强调。

　　性别角色分工

　　女性不再是“家庭妇女”？

　　对各种传媒广告信息内容的统计分析均表明，女性更多地代言与身体和家庭有关的服装、美容、家用产品和商品服务业，并通常作为产品的使用者或陪衬者出现，暗示女性的职责是保持漂亮、苗条和做好家庭服务，而男性则大多出现在高科技和机械产品广告中。

　　随着社会性别角色分工的态度变迁，女性是否已经摆脱传统的 “家庭妇女”角色？

　　对于“男人在外挣钱养家、女人照顾家庭对每个人都比较好”的刻板模式，美国历年的社会普查数据表明，1977年有33.9%的被访者持反对意见，1998年为64.3%；另一项日本内阁府实施的调查显示，女性在对“女性结婚后应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考虑生活为好”判断时，赞成或比较赞成者从1982年的62%下降为2002年的47%。

　　随着越来越多妇女走向社会、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的态度已经变迁。然而，事实如何？

　　一谈及香港女性，或许众人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独立干练的职业女性形象；这已俨然成为当代都市女性的代表。但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静芝介绍，尽管在香港女性已占劳动力46.6%，今年年底还将升至50.1%，超出男性比例，但不得不承认，传统女性角色仍然是女性实际工作中的束缚。

　　对上海家庭的最新调查结果表明，无论在对父母或是孩子的照料，被访女性的付出都要超过被访男性；国外研究也有类似报告，如美国的职业男性做34.5%的家务，而职业女性负担68.2%的家务。显而易见，“女主内”的传统角色依然存在，尽管同时很可能还需“主外”。

　　事业与家庭如何兼顾？在昨天下午的分论坛讨论中，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多给出了令人振奋的回答：“相较男性，女性科研人员要承担额外的婚育责任，因此高层科研群体中女性比例较低的问题确实很普遍。但我想，作为女科学家，就要学会思考如何把家庭劳动的时间缩至最短，如何处理好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以争取理解和支持。一句话，生活中也需要有智慧。”

　　妇女全面发展

　　所谓“剩女”为何“剩”？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征婚市场上一般是男多女少，但如今男少女多渐渐成为普遍情况。在一些相亲会上，男性和女性征婚者的比例甚至达到1：10。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所谓“剩女”，成为舆论热炒的词汇。

　　难道真的是男少女多，姑娘嫁不出去吗？

　　斯里兰卡儿童发展与妇女事务部部长蒂萨一开口，就引发笑声和掌声。“也许有人会问，怎么是男性领导妇女事务部？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在斯里兰卡男女就业平等。很多女性已经参与原先只有男性的领域，所以男性从事妇女工作，同样无需惊讶。”

　　男女平等，甚至在青年一代有逆转的趋势——马来西亚妇女代表抛出了一个引发深思的全球性问题。仅以教育为例，与会代表不约而同地以数据证明了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较快，在许多国家与地区大学生中女性比例已与男性持平。不过，因袭的男强女弱的婚姻价值观仍在不少地区盛行。

　　事实上，上海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不仅未显示晚婚年龄段的女性未婚人口显著多于男性、高学历未婚女性显著多于未婚男性，反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主要矛盾是低阶层男性婚配难。

　　据市妇联与巾帼园婚介所调研显示，由于社会通行女性“向上流动”的婚姻模式，女博士和男大专生，女老板和男下属的相恋会被周围人非议；而40多岁的成功男士不论和40岁的同龄成功女性还是和30岁或20岁的大学生相爱，都被认为“般配”。至于把高层次的单身男子称为“钻石王老五”，把高层次单身女性称作“剩女”，本身就已经反映了两者在婚姻市场截然不同的受青睐程度，而且隐含着性别褒贬。

　　要改变高学历女性择偶困境，主要在于改变男强女弱的传统婚配模式，提倡多元、弹性的择偶标准。而且，晚婚、晚育、不婚、不育，也应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和理解。如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工作局局长叶炳权所言：“和谐社会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而是多种声音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