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柳森

　　●尽管对 “刘易斯拐点”何时到来各执己见，学人们从未否认过这样一个曾经被刘易斯用理论思维和经济学语言定义出来的“时间段”迟早要到来。接下来，对于我们而言，最急需去做的，恐怕早已不是把 “拐点”辩出个所以然来，而是认真地去回答那些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深刻命题。

　　这绝对不是“刘易斯拐点”这一发展经济学中的专业术语，第一次成为坊间热议的时髦词了。

　　如果没有记错，早在2007年，中国人口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蔡 就曾指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即使在他看来，拐点是一个时间区间，可能长达数年。而在当时的其他一些经济学人看来，中国真正到达刘易斯拐点的确切时间还众说纷纭。然而，时隔不久，就在日前，由“中国是否已处在刘易斯拐点”引发的议论再度风生水起。就在最近举行的首届“东方讲坛·香港高峰论坛”上，知名经济学者李剑阁和樊纲就对“刘易斯拐点”展开了一场“交锋”。

　　在李剑阁看来，前一段时间引起广泛关注的富士康事件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员工加薪诉求，并非突然发生。这种现象本身不仅势所必然，也是中国的 “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的重要表征。李剑阁认为，尽管现在大部分学者基于中国农村仍有1亿左右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而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为时尚早，但由于这部分劳动力年龄偏大，其转移的可能性较低。根据他的推算，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

　　而在樊纲看来，尽管如今同过去相比，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速度在放慢，但这个“由农转工”的过程本身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还将继续。如果说，当一个国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占比下降到10%左右，预示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那么中国还有继续转移的潜力。中国要从人口红利时代跨入 “刘易斯拐点”，至少还有十到十五年的路要走。

　　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以上两位对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何时到来心存异议，但他们基于自身对于当下以至未来长远局势的判断所祭出的对策并无二致：如果我们现在不在人口政策和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上早做打算，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面临严峻挑战。而当我们将视野拓开到更宽泛的经济学、社会学“观点市场”，无论学人们是基于学术还是经验，对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或言之凿凿、或小心求证，对于当真正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中国将会面临什么？中国能否顺利度过刘易斯拐点，并在此过程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大家的心中其实并没有答案。而这种怀疑并追寻着更好的解决方案的姿态本身，未必不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毕竟，虽然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内，都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了人均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内地也能在到达刘易斯拐点后，“顺其自然”地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客观规律告诉我们，产业升级从来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因。产业升级除了要看产业是否进入衰退或创新发展阶段之外，还要看是否具有国际国内环境，国内外的有效需求才是拉动产业升级的原因和真正动力。

　　而说到和“刘易斯拐点”相关的另外两个概念——“人口红利”和 “工作年龄人口比”，又不由让人联想到另一条“客观规律”：在工业化早期，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对人口增长的激励，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故不会发生工资大幅上涨的预期。其结果是，经济增长动力强劲，资本积累增大，工业化进程加速，国家竞争力提升。而在当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毋庸置疑。因此，结合现实不难发现，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历过“刘易斯拐点”的发达工业化经济体相比，中国当前面临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已发生重大且深刻的变化。

　　诚然，尽管对“刘易斯拐点”何时到来各执己见，学人们从未否认过这样一个曾经被刘易斯用理论思维和经济学语言定义出来的“时间段”迟早要到来。那么，接下来，对于我们而言，最急需去做的，恐怕早已不是把“拐点”辩出个所以然来，而是认真地去回答那些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深刻命题。就以关注“民工荒”为例。此前各地曾经遭遇过的“技工荒”是否就等同于“民工荒”？ “民工荒”是否就意味着劳动力的短缺？大量农民工的技术水平是否已经和沿海地区日益升级的产业出现了脱节？常言道，知屋漏者在宇下。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如果不扎根于基层第一线去观察研究，恐怕是很难找到真正有效且直指要害的解决方案来的。事实上，如果因为劳工真的短缺了，工资上涨了，就因此得出结论说 “中国经济依赖出口的路走不通了”，恐怕也不是负责任的判断。因为，看中国是否还能依赖出口，工资并非唯一的关键变量。只有把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一起看，才能看出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是否还能持续。而在以上两者之间，中国当下的首要任务，恐怕还是靠开放、引进外资来扩张我们的生产。劳动生产率方才是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现实基础。

　　当然，不容忽视的是，如今农民工进城也在不自觉地追求 “规模经济”。他们在寻找工作机会时，早已不再是 “捡到篮里就是菜”。所谓经济学意义上的生活成本、迁徙成本、机会成本、真实收入，他们未必懂，但在他们心头那本账本上，早已有了一一对应且可计算的现实条目。而正在成为农民工主力人群的80后新一代，可能已经有了完全不同于自己父辈那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着更多元的憧憬。对于这样的期许，我们尤需直面问题，回应诉求。

　　（实习生 支卉 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