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维权是利益之争，还是权力之争？“社会泄愤事件”背后是否都是直接利益冲突所致？网络等现代科技对政治生态有何影响？日前，在由广州大学主办的“人文社科高端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作了题为“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报告，他认为，现代科技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

　　文/记者 黄蓉芳

　　实习生 盘玮

　　观点一：老百姓维权主要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

　　“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于建嵘说，这是他当年陪同一个国家领导人到广东做调查时，地方领导做汇报时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让他记忆犹新。

　　“这句话听起来是调侃，但是我认为他说对了。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他们不是为了争取权力，而是要政府保障利益。”

　　观点二：中国人的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

　　“中国人的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于建嵘说，这句话是裴宜理说的，她是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07年她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叫《论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主要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很多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要崩溃，但是20年过去了，却没有出现他们预想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她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走上街头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走上街头讲的是权利，而中国人走上街头讲的是规则。

　　“当前中国民众的一些抗议行为，我称为以法抗争。民众按照国家的法律来抗争，而不是说法律本身错了。很少有老百姓说法律错了，说的是我们这些人（学者）。去北京上访，很多访民复印大量的文件。他们最多说地方政府的规则违背了中央的规则，没有人挑战中央的规则。”

　　观点三：“社会泄愤事件”背后有时没有直接利益冲突

　　于建嵘说，继2008年发生“瓮安事件”，去年发生“石首事件”之后，社会泄愤事件已成为了一个通用概念。

　　于建嵘指出，社会泄愤事件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在参加者、发生机制及行动逻辑等方面都不同于维权事件和有组织犯罪。

　　社会泄愤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满情绪的存在及地方管治能力低下，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吏治腐败等现象的不满和怨恨，以发泄为主。

　　观点四：现代科技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

　　周久耕香烟门事件、女检察长借车门事件、韩峰局长的日记门事件……近年来，曝光在网络上的丑闻“门”事件滚滚而来，现代科技的透明性让不少人惹祸上身。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像周久耕，抽名贵的香烟，大家给你拍个照片发到网上去，说这个人是国家公务员，是某某领导，凭他的工资怎么能抽1500元的香烟呢？网友们就开始人肉搜索，一搜你祖宗十八代都搜出来了，你老婆和儿子在干什么，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个贪官。原来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凭一支烟凭一块手表告倒贪官是不可能的。有了网络，一些‘细枝末节’就可能变成公共事件。”

　　结论一：

　　要建更具战略眼光的稳定格局

　　于建嵘认为，目前，稳定成为国家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但是，绝不能因此忽视腐败、非法拆迁等社会问题，要解决现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保障社会持续发展，必须要建立更有战略性眼光的稳定格局。

　　结论二

　　宪法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底线

　　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于建嵘强调，“宪法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底线。”

　　第一，宪法的真正落实能够解决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第二，在现行宪法框架下寻找解决办法，各方阻力较小，而可以做的事很多。第三，宪法如果不能落实，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动荡。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于建嵘认为，必须以最大的努力保障宪法的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而保障宪法的切实落实，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中国社会要想走出矛盾重重的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坚持宪法，宪法才是这个社会最后的根基。假如今天有人为了个人利益，为了所谓的发展，敢于藐视这个社会最基本的法律规则，这个社会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稳定！”于建嵘呼吁，“坚持和维护宪法是每个公民应该承担的责任，对未来我们要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