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鲁东南腹地的临沂莒南，是农业大县。在莒南县志中，关于婚丧嫁聚的当地礼仪其中颇有记录、注释。9月中旬，莒南县城一位新郎迎来结婚大典，新娘刚被接进门，几名男子什么也不说，带着两挂鞭，在绳上一挂就放，之后就向操办婚礼的主家索钱，牵牵扯扯地一番讨价还价，这几人带着1200元离开现场。

　　朋友遇到的这段情景一直存在当地的哥小于脑海中，“涨了，什么都涨了，我4年前结婚两拨赶喜的才要了800元。”这是莒南县志中不曾记录的“赶喜”习俗。记者 孙珂

　　无处不在的

　　“赶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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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0日，记者赶到莒南县。在这个县域范围非常有限的城区，只要谈及“赶喜”，绝大多数人都能讲出个“一二三”。在莒南县文化馆，副馆长范开成称，“赶喜”这一习俗主要出现在鲁东南地区，通过各方了解来看，莒南较为盛行。

　　记者在莒南的筵宾、洙边、相沟等镇乡进行了走访，有老人记忆，“赶喜”这个习俗出现在明朝时期，后逐渐演变发展到现在。驻济某高校的一学生曾调研“赶喜”习俗，她说早期“赶喜”是过去时穷苦人家维持生计的一种方式。每当有青年结婚时，一些穷苦老人，大多是男性老者，带着点自制小鞭，在结婚之日跑到新郎家放上一挂小鞭，再说些恭喜的吉利话，就可以讨得些干粮。但在莒南县志中，“赶喜”习俗并未被记录、注释。

　　范开成称，如今附近莒南的乡镇以及县城内，“赶喜”习俗仍然很盛。“早期，很多人都认为有赶喜人在，婚礼才热闹。不过，如今赶喜在当地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年轻人的商业行为，老的赶喜人已经基本鲜见。”

　　如今“赶喜”

　　不为贺喜只为钱

　　“赶喜”，在范开成眼中看来是年轻人之间的商业行为，已经被当地很多人所诟病，有很多人称已经“变味”。当地居民昝清雷说，现在的“赶喜”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去的目的不是为了贺喜，而是为了赚钱。

　　“我六年前结婚时，也遇到过这样一拨一拨的赶喜人。有的是放个鞭炮，有的是扭个秧歌，有专门总管负责打发他们，花费了六七百元，如果你不给或者给的少，他们就开始耍赖、起哄，故意打乱你的喜事。”

　　当地有居民还列举了其它几种“赶喜”要钱的方式，一种是偷偷把几块钱的“镀金”小金佛或者送子观音往喜房内偷偷放，之后再索钱，最后一种就是什么都不带，直接过去索要彩头的。在筵宾镇，一位当地居民讲：赶喜人开口动辄就是七八百元。有的几拨赶喜人下来，一两千元就没有了。”

　　新人无奈多请

　　公检法朋友坐镇

　　给钱，“赶喜”人就走；不给或者给的少，“赶喜”人就会故意起哄、打乱婚礼的进行，很多人不堪其扰。因此在被“赶喜”人拿捏时，主家往往抱着“破财消灾”的心理，用钱将这些“赶喜”人打发掉，这笔钱，在不少新人看来给得有些窝囊，且增加了自己的婚礼成本。

　　记者在当地采访时，有众多人士都对“赶喜”人抱有成见。有政府部门人士说，很多新人结婚时，都会想办法请公检法部门的朋友来坐镇，一方面是防止“赶喜”人来闹场，另一方面就是希望给钱时少付一些钱。

　　在农村，有的村子自发地用其他方式来对抗“赶喜”人。洙边镇环河崖村，三年前就因受不了“赶喜”人的骚扰，而在村内成立了一支“赶喜”队。记者在村内采访时，村民刘女士告诉记者，“由于赶喜是个风俗，结婚没人赶喜也不好。因此村里人组织成立了赶喜队，村民结婚给个200多块钱就行，这时如果有外村赶喜人来，村干部就不会允许他们进村。如果放在以前，赶喜人一拨拨来，1000块钱肯定是打不住的。”

　　“赶喜”人职业化成分复杂

　　有业内人士介绍说，由于“赶喜”盈利空间大、成本较低，从2003年起“赶喜”行业内开始混乱起来，不少人纷纷拉帮结派开始赶喜，往往主家给了这帮赶喜的人钱后，下一派又来了，花费往往很高。

　　人员构成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以往清一色的老年“赶喜”人，已经逐渐被年轻人所取代，甚至还有个别年轻妇女，并逐渐开始呈现组织化倾向。

　　当地一位政府部门人士说，据他日常生活中的了解，现在“赶喜”的组织逐渐开始由固定人员构成，职业化特点突出。另外有人士介绍说，“赶喜”人除了去结婚现场外，现在有商店开业、孩子满月酒等场合，他们也前去放鞭索钱。

　　有居民直指现在“赶喜”人成分复杂，甚至认为有地痞渗入其中。

　　但记者在莒南县公安局了解情况时，警方对此并未回应。记者从当地检察机关获悉，该院也没有办理过涉及“赶喜”的刑事案件。

　　划分势力范围开车赶喜不稀奇

　　一位“赶喜”人曾向驻济某高校的一学生介绍过行内的不少情况，记者曾试图通过该学生联系对方，但他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

　　此人说，他主要在相沟乡本村以及邻近几个村活动，作为“赶喜”人，他有着固定的帮手负责“赶喜”闹场。并且，他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把“赶喜”的事儿承包下来。“这样对主家是件好事，可以少花钱，并且不用操心，再来赶喜的我们负责打点。这样一次收费，一般是在300到500之间，然后再要上两条烟，主家还要好吃好喝好伺候着。”

　　这名“赶喜”人透露，他自己在各村有着关系网，一年能赚上六万元，收入可谓不菲。并且，此人说现在“赶喜”人都各自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不能随便到其他区域活动，开车赶喜也是很平常的事儿。

　　这一点，记者在采访时也得到证实。在当地，金胜大酒店是一处中高档酒店，该酒店一位女服务员说，这个酒店平常如果有婚宴，只有一名三十五岁左右的女子来“赶喜”，至于她如何得知信息，别人无从得知。“现在，几年下来，她都开上四个轱辘了。如果别人不给钱，她就会叫上一帮人过来。”

　　过去的“赶喜”

　　就是图个热闹

　　驻济某高校的一名学生曾对“赶喜”进行过一段时间调研。

　　她说，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赶喜”人是不要钱的，他们大多家境窘迫，有的身体还带有残疾。那时交通不便利，他们都是步行来到新郎家门口，在新娘进门时说些吉利话，放个自制的小鞭，然后要上碗米饭，蹲在墙根上把饭吃了就走。

　　其中，“赶喜”人的吉利话最能活跃现场气氛，如“来到大门朝里望，里边一道影壁墙，影壁墙上梧桐树，梧桐树上落凤凰，公的点头母的叫，一唱一和拜花堂。拜花堂，入洞房，洞房里面卧鸳鸯，北头卧着状元爹，南头卧着状元娘。今日俺算交好运，看见麒麟送子忙。待到明年春暖日，定能看见状元郎。说到这里算一段，酒足饭饱再接上！”

　　“一包香烟不破边，保你儿子当大官，一包香烟不破盒，保你儿子上大学。”赶喜老人自编的喜话很是巧妙，往往让主家很高兴给他们烟酒。

　　唱喜歌“赶喜”

　　已经变味了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对于“赶喜”的事儿也曾进行过研究。“赶喜不同于随喜，以往赶喜是带有乞讨性质的，赶喜人要唱喜歌、放鞭炮，口里说得话要好听。这时主家会给馒头等物，即使给钱数额也是非常少的，赶喜的目的就是活跃现场的气氛。”

　　王忠武教授说，但随着这一风俗的过度商业化，“赶喜”现在已经变味，已经带有强迫消费的性质成了强讨，只要钱不要物，很容易引发纠纷和法律问题。这值得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反思，是什么样的情况助长了这种现象。在立法上来讲，对此类习俗有没有约束性的规定和条款，如果没有，是否应该进行这方面的规定。王忠武还是希望用原汁原味的“赶喜”风俗，带给更多人欢乐。

　　以“赶喜”为生

　　可定性非法经营

　　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主任、济南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郝纪勇告诉记者，抛却“赶喜”这个习俗的概念，从其行为角度看，如果“赶喜”人前去结婚现场，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主人家支付钱财，无法定性为违法行为。如果是“赶喜”人强行索要钱财，带有敲诈性质，要从索要的钱财数额上看，是否已经构成犯罪。“从现在来看，这些人索要的钱财数额，绝大多数情况尚达不到追究刑责的标准。”

　　对“赶喜”人如有闹场、起哄等手段，则涉嫌违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当地不少人士告诉记者，在结婚等现场，一般情况下新人家庭不愿意与“赶喜”人发生冲突，以免影响婚礼进程，因此报案的寥寥。

　　对于常年从事“赶喜”谋取利润的人士，郝纪勇认为其行为构成了非法经营，公安机关应予以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