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身交罚款】

　　绿色大纸上的正文是：

　　“我叫杨支柱，原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因妻子意外怀孕，不忍堕胎，于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我今年4月被学校下岗。现在我工资单上每月应发工资960元，实发工资368元。两个月后再减960元，变负数了。北京市海淀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又向我征收24万所谓“社会抚养费”，我无力缴纳，只好把自己卖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我希望多卖40万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拒绝好心人的捐助，因为我不想做“超生”孩子身上的寄生虫。”

　　本卖身要约附条件，仅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出执行裁定时生效。

　　周日里的中国人民大学西门过街天桥，人来人往。杨支柱需要用穿凉鞋的双脚踩着那张写满字的绿色大纸，避免被风吹走。人们神情疑惑地看着这位身着蓝色T恤和大裤衩、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一位路过的女士看着杨支柱面前的绿色大纸，开始念上面的字：“卖身交罚款……”

　　妻子意外怀孕被举报

　　对于杨支柱来说，很多事情都出乎意料地“提前”了。

　　自从2006年有了第一个女儿之后，杨支柱就想着再要第二个孩子。但妻子陈虹在外企工作，生孩子意味着丢掉工作。“她是搞工科的，过两年可能就会落伍，她是有顾虑的。”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到来，陈虹失业在家，不久，她意外怀孕了。“我们喜欢孩子，还没来得及计划，孩子就来了。”

　　杨支柱和妻子决定将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个计划最初是保密的，但学校还是“提前”知道了杨支柱夫妇打算要第二个孩子的消息。“这是有人去告密。”在北京，计生委的一项新措施是：举报“超生”可酌情获得奖励。举报箱也挂了出来。

　　学校的各位领导开始找杨支柱去谈话，谈话的中心是：你作为教法律的教师，怎么能不遵守国家法律呢？“遵守国家法律的意思其实就是让我们去堕胎。”三番五次的谈话并没有让杨支柱打消生第二个孩子的念头，他的态度很坚决。到后来，有关方面见没什么效果，就开始催促杨支柱签一个保证书，保证为这第二个“超生”的孩子缴纳“社会抚养费”。杨支柱并不打算签这个保证书。“他们想送上门来让我签，我说，你们要是说好什么时候来，我那个时候就肯定不在家，来了也找不着我。”

　　2009年12月21日，杨支柱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女儿。“我们学校的计生工作几十年来都是先进，管计生工作的人年年得奖，这回得不了奖了。”现在，是学校的领导经常被上级找去谈话了。

　　单位做出处罚决定

　　到了2010年3月18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给杨支柱做出了处罚决定，除了给他记大过处分外，还责成法律系解除杨支柱副教授教学岗位聘任，停止发放杨支柱独生子女奖励，要求其退还已领取的奖励费，收回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3年内不得参评先进个人，不得提职，并取消一次工资调级。

　　杨支柱下岗之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5位教师联名上书，请求校方收回处罚杨支柱的决定，他们在信中写道：“无论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开放二胎生育，是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呼吁，也是中国人口学界多数专家的共识。一个时期以来，杨支柱老师从法学的角度，以言论和行动推进这一公共政策的改变，其识其胆，令人敬佩。”

　　打算把罚款拖黄

　　下岗在家的杨支柱主要靠写稿来获得收入。其中关于计划生育的稿子越来越多，“占了一大半”，他主要关注的是计划生育带来的人权问题和对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威胁。

　　“我一直不富裕，但一直也没到穷苦潦倒的地步。现在我们两口子都下岗在家，每个月挣的钱也够开销。我现在不用上课，写的东西多，一个月有6000多块钱稿费。以前有教职的话，学校给的钱也是少的，不到5000块。我的岗位级别定得很低，拿的收入是教师里最少的，比讲师还低，我不愿意跟人竞争，干吗啊。”

　　此外，杨支柱原本打算11月底才将“卖身视频”放到网络上去。“因为那个时间我要到海淀区法院去为这件事情起诉。我起诉不是为了指望赢，而是指望拖。我是想着把这件事给拖黄了。要拖黄的话，我是起诉得越晚越好，他们审理得越慢越好。拖几个月，2011年‘两会’至少就拖过去了。说不定‘两会’之后，计划生育政策就有变化了。我要让法院感到压力，要他们感觉到这是烫手的山芋，他们何必把社会的唾沫引到自己身上来呢，对吧？搁上两年我肯定赢了。到时候计划生育没有了，你还找我收什么钱？”

　　杨支柱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这件事情很有信心，他认为这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大家努力一点就快一点改变，大家没这么努力就慢一点。”

　　采访结束的时候，杨支柱拿过来他的名片递给本刊记者，“杨支柱”的名字上面印着：布票、粮票没了，人票还在。“人票是什么？”“准生证。”杨支柱笑着说。

　　（《据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