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省市相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少地方更是借机出台“工资倍增计划”，以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时间，“涨工资”成了一个热门词汇，也为普通劳动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也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2010年上半年，记者应邀参与民盟中央“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专题调研。通过对广东、上海、河南、贵州等地的实地走访，对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有了一些客观认识：解决收入分配失衡不能单靠“涨工资”，关键还在于分配机制的完善。

　　改革开放30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有效激发了中国人追求财富的热情，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然而，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分配不均又成了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失衡的数据背后，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根源。

　　■“二元分割”的城乡差距

　　民盟调查数据表明，广东省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0年的2.67∶1扩大到2009年的3.12∶1;河南省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99∶1，而贵州省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则高达4.2∶1。有学者认为，如果把医疗、教育、养老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5至8倍之间。

　　■“发展失衡”的区域差距

　　就城镇来讲，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区上海达到28838元，是最低省份甘肃人均可支配收入11929元的2.42倍;从农村来看，最高仍是上海，达到12420元，是甘肃2980元的4.14倍。民盟中央调研结果还显示，即使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省，其珠三角地区与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差距也从2002年的1.62倍、1.46倍扩大到2007年的1.77倍、1.54倍;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前五位的均位于珠三角地区，排在后三位的均位于山区，最高的是深圳，达26729.31元，是最低的梅州市12109.30元的2.2倍。

　　■“产业特色”的行业差距

　　民盟中央调研发现，高收入阶层主要集中在金融、通信、石油、电力、烟草、软件、电子等具有垄断性或高新技术性的行业。上海市工资最高的四大行业2008年年收入分别为117463元、75965元、74611元、72079元，最低的四大行业则分别为18349元、23831元、24806元、29085元，相差悬殊。

　　根据官方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

　　以上提及的“三大差距”，是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三大因素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并由此衍生出户籍制度、社会福利、教育资源、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拦路虎”。要想彻底解决收入分配失衡的弊病，首先必须打倒这“三只老虎”。

　　分配公平的前提是“机会均等”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要培育一个庞大而稳定的中间阶层;党的“十六大”也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然而时至今日，理想中的“橄榄形社会”依然没有形成;即便那些勉强跻身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民众，也不得不承受住房、教育、医疗的重压，丝毫没有外界想象之中的那种闲适。

　　专家认为，“橄榄形社会”之所以难以成形，关键是处于低端的劳动者缺乏向上发展的有效通道。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认为：“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 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

　　在阻隔阶层流动的诸多障碍中，户籍制度首当其冲。在薄薄的户口本上，附加了太多的“福利”：医疗、住房、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都是只认“本本”不认人;尤其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的今天，户口本就成了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首要条件。拥有城市户口，往往还意味着可以有更多选择“体面”职业的机会。调查显示，北京等地黑市为应届毕业生“代办户口”的价码已经超过了10万元。

　　机会均等，是实现合理分配的基础和前提;唯有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才能拥有公平的“竞赛”。为此，民盟学者建议，应迅速启动第二次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切实落实劳动者同工同酬、同制同权，同时进一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他们认为，这不仅是工业化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也是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的必须举措。(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