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吴心伯

　　当前围绕货币问题的国际纷争越来越激烈。论者大多着眼于微观经济运行或宏观经济政策，各执一词，不相上下。但是如果从国际体系的宏观视野看问题，我们或许会对当前货币之争的背景和实质有更清楚的认识。

　　首先，货币纷争反映了国际经济体系结构的重大变化，这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的经济体地位的上升。从历史上看，新的经济体一旦羽翼丰满，对龙头老大的地位构成挑战，都会受到来自后者的对其货币政策的压力。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和德国就都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不得不使日元和马克大幅升值。不过，日本是在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隔17年后，1985年的“广场协议”才使日元走上升值之路。中国今年GDP刚刚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但使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早在2002年便已浮现，2005年人民币就开始走上升值之路，那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的排名还在前三名之外。对中国来说，其货币政策遭遇的国际压力来得早了些。这或许是因为美国总结了当年在货币政策上对付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提高了对新兴经济体的“警觉性”吧。

　　国际体系视角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起点，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中国在2009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这种情况下，各大经济体都非常关注中国经济的动向，包括其增长模式。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出口导向型，这对中国和发达国家来说都是双赢。但是发达国家担心的是，鉴于中国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竞争力越来越强，如果今后中国经济还以出口为导向，它们将越来越“吃不消”，因此要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促使中国实现增长模式的调整，即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

　　国际体系的视角还告诉我们，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这既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这种失衡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解决失衡问题需要通盘考虑、综合治理。但美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过分强调中美贸易不平衡，并以此为借口在人民币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美国政治人物希望通过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既可以抵挡国内高失业率背景下的政治压力，又能增加美国对华出口，提升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是，这种聚焦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更无助于恢复全球经济的平衡。事实上，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那对整个世界经济都不是好消息。

　　货币之争也反映出当前国际体系中话语权的不平等问题。尽管世界经济格局早已是诸雄并起，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但美国对世界话语权的主导仍是不争的事实，华盛顿运用话语权的技巧也炉火纯青。例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大批银行破产倒闭，影响波及全球。此次危机美国是始作俑者，应该称作“美国金融危机”才对，但美国早早冠之以“全球金融危机”之名，强调这不只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需要全世界共同应对。从“美国”到“全球”，虽仅一词之差，却在人们的意识中大大淡化了美国的责任和过失。又如，由于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独大地位、由于美国长期的低储蓄率和高消费，美国经济积重难返，但美国政治人物和诸多舆论领袖却操纵话语权，将其归咎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中国长期向美国提供价格低廉的商品，又用辛辛苦苦赚来的美元帮助美国弥补财政赤字，似乎美国倒成了受害者了。某些美国人士欠缺反省精神、喜欢归咎他人的陋习固然可叹，但货币之争给我们的重要警示还在于，要积极扩大我们在国际话语平台上的话语权，使中国少被曲解和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