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诞生于江苏省川沙县城厢镇(位于今天的浦东新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黄炎培的一生热爱、关心和关注着上海，与上海的难解之缘占据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也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亮丽篇章。

　　浦东开发的先驱

　　浦东因位于上海黄浦江之东而得名，它与浦西只有一江之隔，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和浦西却是乡下和城市两重天的区别。浦东有着良好的天然条件，从小说家陆士谔的《新中国》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都曾设想过浦东开发，但仅仅都是设想而已，由于条件所限，他们都未曾付诸实施过。作为浦东之子的黄炎培肩负着振兴家乡的使命，早年他在浦东兴办学堂、振兴教育，还募集资金兴建电厂、铁路，把浦东开发真正付诸实践，堪称最早进行浦东开发的先驱。1903年，从南洋公学学习归来的黄炎培被聘为川沙小学堂校长，随后他与其兄黄洪培创办开群女学，并在该校任教。是年6月23日，因应邀到南汇县（今南汇已并入浦东）新场发表演说，痛陈国家危亡，政府昏聩之状，被南汇县知县以乱党罪名逮捕。几经周折，在开明木材商人杨斯盛的帮助下，黄炎培才得以险里逃生，流亡日本。1906年，应杨斯盛邀请，黄炎培在浦东六里桥创办浦东地区第一所中学“浦东中学”。当时的江苏提学使毛庆藩视察“浦东中学”，对学校设施及教学诸方面交口称赞。这个“浦东中学”培养出了中国近当代史上很多知名的历史人物。“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革命烈士邓拔奇、陈培仁都是“浦东中学”的学生，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会计学家潘序伦、经济学家钱昌照、文学家闻一多、导演谢晋也都先后在此毕业或肄业。连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也曾在这里就读。1908年，黄炎培与其在南洋公学的校友童世亨等共同创办浦东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浦东地区最早的供电机构。之后，黄炎培逐渐开始接触欧美职业教育思想，强调教育救国。1916年2月5日，他在一次川沙县的教育会议上，提议川沙县设立教育图书馆，以利于教学和科研参考。在他的努力下，1917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从此黄炎培积极为发展浦东、上海乃至全国的职业教育而四处演讲，不断地传播职业教育思想和筹集资金创办各种职业教育学校。1918年8月17日，黄炎培赴南汇、奉贤两县为当地教育界讲演教育要义。1926年，他在川沙县教育会年会上作题为《教育的效能、社会的进步》的演讲，再次号召川沙同胞为振兴川沙教育而努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1月，致力于家乡建设的黄炎培召集同乡，计划发行股票，筹集资本金50万，创建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修建浦东历史上第一条铁路。这条纯粹由民间集资建设的铁路，由庆宁寺至川沙城再到南汇祝桥镇，全长35公里。铁路于1921年开工，1925年通车，1926年最后竣工。建成通车那天，浦东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挤到铁路沿线观看“西洋景”，庆祝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浦东人民用这种古老的喜庆方式，表达着对工业文明新风的欢迎和喜悦之情。上川铁路的开通极大地便利了浦东的出行交通，也带动了浦东经济的发展。“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铁路建成后，浦东地区的纺织业、抽纱业迅猛发展，光川沙一地抽纱公司就多达130余家，现代工业文明的新风开始吹到了浦江东岸。上川铁路一直使用至1975年才结束了它的使命，它为浦东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编辑川沙县志

　　民国年间，地方志修撰一度比较热络，学养深厚的黄炎培，主动承担起了为家乡川沙县立志的事业。1934年1月，57岁的黄炎培回到川沙开始筹划《川沙县志》的编撰工作。在川沙当地名士的合作下，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1936年1月，《川沙县志》编撰完成。黄炎培主持编撰的《川沙县志》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名志，在史学界亦具有良好的口碑。它共有24卷、24目，县志编成之时黄炎培遂写成《川沙县志导言》一文，载于《人文月刊》第七卷第一期，对县志编撰之经过，微旨，及川沙之大势和略史进行了概述。《川沙县志》的编撰吸收了我国历代县志编撰的精要，仿洪亮吉所编《固始县志》及光绪《昌平县志》、嘉庆《海州志》、道光《武陟县志》诸志之例，在第一卷特设大事年表一目，凸显了黄炎培对大事表在方志编撰中地位的看重。他曾在对古代名志进行深入研究后断言：“编方志必先立大事表，余主此甚坚。史之为用，明因果而已。一般方志偏于横剖，而缺乏纵贯。则因果之效不彰，必将若干年间事实，串列焉，以玩其彼此先后间之消息。”（参见《川沙县志导言》）黄炎培这种将大事表置于方志重要位置，同时又将大事分为国际、国内两栏，以与县之大事相对照的思想和做法（参见：文史资料出版社，《黄炎培年谱》第153页），是其所编《川沙县志》的重大贡献，它不仅掀开了中国方志学史上崭新的一页，为后世方志编撰者所广泛发挥和借鉴，也使川沙县有了一部上等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地方志，为更多的人认识川沙的历史、了解上海的过去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献力上海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作为近现代中国进行文化启蒙和教育普及的重要平台，受到了黄炎培的高度重视。对现代上海图书馆事业的投入也成为黄炎培一生当中的重要贡献。早在1916年，他就提议川沙县建立教育图书馆。1924年，黄炎培与马士杰、史量才等发起创立了旨在搜集史料，编辑图书索引等目的人文类编辑出版机构“甲子社”。为便于“甲子社”开展工作，黄炎培即组织筹建了“甲子社”图书室，但是图书室规模很小，且无专门的名称。1931年“甲子社”更名为“人文社”，遂将该社图书室定名为“人文图书馆”。1932年6月25日，黄炎培与蔡元培、史量才、穆藕初等123名著名人士联名发起筹建上海图书馆公启，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是年，随着“人文社”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增加，特别是《人文月刊》发行量的增加，“人文图书馆”亟需改造和扩建。黄炎培决定兴建馆舍，扩充设备，估计需要资金40万元。为解决资金问题，黄炎培倡议凡有私人独立捐助者，以捐助人之名命名此图书馆。这一倡议得到了当时的上海巨商叶鸿英的响应。叶鸿英前往该馆参观，认为图书馆为开发民智所急需，于是慷慨捐金100万元，成立鸿英教育基金会。黄炎培与钱新之等五人被选为基金会常务董事。在黄炎培的推动下，基金会决定以40万元扩充人文图书馆，购得霞飞路1413号的一栋洋房为馆体，正式挂出“鸿英图书馆”招牌，并向社会开放，成为当时上海五家上档次的图书馆之一。1935年，图书馆董事会正式成立，黄炎培任主管董事，负责管理约25万元资金余款。“鸿英图书馆”在黄炎培的管理和指导下主要搜集从民国元年起出版的中文书籍、杂志、报纸，多方罗集地方志、宗谱等资料，并用特制纸张、糨糊将剪报分类装订成册，以供收藏和查阅。王造时、彭述之、罗隆基等著名人士都曾是图书馆的经常读者。到1938年，图书馆已集得数箱刻有文字的珍稀甲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1月24日 ，黄炎培专门与范文澜等商洽“鸿英图书馆”移京的具体办法，后决定将其史料部并入国家近代史研究所，其余资料则并入上海图书馆。黄炎培与上海图书馆事业之缘到此告一段落。

　　支持上海抗战

　　在黄炎培的一生当中，上海先后两次遭到日军的大规模入侵，日军每一次入侵都给黄炎培这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其内心带来不小的触动。作为一个满怀爱国热情的民主人士，他把爱国之情和热爱家乡之情有机结合起来，不管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还是1937年的八一三上海抗战，他都四处奔走呼号，为抗日救亡、保卫上海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黄炎培迅速和上海各界代表人物组织成立了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全力支援前线供应，维持地方秩序和市面金融。同时，他改《生活周刊》（黄炎培于1925年10月创办，邹韬奋任主编）为日报，以扩大其抗日宣传的力度。之后，黄炎培到上海职业指导所发表讲话，号召人们立足于自救互救，人人发挥其爱国同情之心，以挽救国家之劫运。他还利用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个平台，发动教育社同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为浴血抗战之第十九路军从事运输、救护、捐募衣物等后勤保障工作。面对大量前线伤残将士缺少医疗保障和生活抚恤的残酷现实，黄炎培和江问渔等民主人士积极协助上海地方维持会创办“一?二八残废院”，专门收容因参加淞沪抗战致残的十九路军将士。当年4月，黄炎培和张绍曾、史量才、沈钧儒、刘鸿生等组织了“国难会”，并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5月27日，黄炎培参加了上海各界追悼一?二八抗日阵亡将士的追悼大会，归后遂成七律两首：

　　怒角惊回歇浦潮，虫沙小劫一军骄。

　　早知轻敌攻坚失，定悔行师袭远劳。

　　壮志更成秦博浪，威名终属汉嫖姚。

　　男儿报国轻生死，歌哭壶浆付大招。

　　由来神勇仗精诚，到处天阴杀贼声。

　　贤圣百年终有死，英雄千古半无名。

　　谁翻世界和平局，应博春秋义战评。

　　留取精忠好模范，嘉名十九锡初生。

　　（关于“嘉名十九锡初生”句，黄炎培自注：战后一个月得孙，为纪念十九路军，因取名十九。诗文参见:文史资料出版社，《黄炎培年谱》第93页）

　　淞沪战事随着《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宣告结束，但是好景不长，日本政府并未放弃侵略中国的图谋，而是于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并于1937年8月13日，再次入侵上海，挑起淞沪战事。黄炎培再次投身救上海于水火的抗日救亡大业。由于此时黄炎培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会议参议，同时被推举为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公务甚为繁忙，在上海沦陷前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九次往返于南京与上海之间。其间，黄炎培还偕同江问渔到济南募集棉背心一万两千件。只可惜在返回上海的途中，火车不幸在柳泉遭敌机轰炸，机车被毁。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上海失守，黄炎培支持上海抗战的努力也随之宣告结束。

　　寄情上海解放

　　1949年4月15日，应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部分民建成员于香山双清别墅共进便餐，席间黄炎培即代表民建成员向毛泽东表示，全体民建同仁愿为解放上海而效犬马之劳。4月24日，黄炎培专程赴电台广播，言解放军即将迫近上海，号召上海同胞团结一致，作局部的和平运动，迎接上海解放。5月17日，即将赴任的中共党员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拜访黄炎培。黄炎培对潘汉年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重视恢复繁荣和救济失业，二是要及早设立人民法院，重视司法工作；三是要注意外侨政策，对外侨应特别优待。（参见：文史资料出版社，《黄炎培年谱》第225页）5月21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9、10兵团打响了解放上海的战役，蒋介石、汤恩伯先后逃离上海。25日各路大军在市中心跑马厅会师。27日，解放军解放了杨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至此，上海全境得到解放。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身在北京的黄炎培得知上海顺利解放的消息，甚是欣慰。不幸的是，就在上海解放后的第7天，黄炎培次子黄竞武因参加民主运动在上海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消息传至北京。6月5日在得到上海党政领导陈毅等发来的唁电后，黄炎培复电陈毅云：“竞武仅为一技术人员，竟因争取民主惨遭杀害，可云求仁得仁。炎培虽老未衰，犹愿随诸先生后，对人民革命更加努力”。此时的黄炎培先生已经72岁，他很想回到上海为自己的儿子送个行，看一看故乡人民获得民主解放胜利后崭新的精神面貌。但是，由于忙于新政协的筹备大业，他此时还不能回沪。6月底，他终于回到上海，紧接着便投入到了民建新政协代表的选举工作。7月20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他特意创作了长诗《上海解放》，赠给陈毅市长。在诗中，他饱含深情的写到：“《苞桑》（黄炎培曾有诗集《苞桑集》）！《苞桑》！这七百六十首诗，……被写的是沉痛的心肠。从清末昏暗的社会，经过了军阀的捣乱和敌焰的猖狂，直写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用泪写成一部史诗，写的是书生爱国——艰难悲苦的人生；你却用血写成一部史诗，写的是人民革命——雄奇灿烂的前程。”（参见：文史资料出版社，《黄炎培年谱》第227页）壮怀的诗篇寄托了他对上海、对国家深沉的爱和美好的祝福。

　　关心上海空袭

　　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刚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而是利用据守在舟山群岛的海空军力量对还处于弱势的大陆实施封锁和空袭。1950年初，台湾当局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上海及附近城市的发电厂、码头、仓库、船只、车站、铁路、桥梁等进行轰炸，达到使上海经济瘫痪之目的。之后，空袭变得更为频繁，轰炸规模不断升级。1月25日中午，国民党空军从舟山出动B－24轰炸机12架，以江南造船所为主要目标，同时沿黄浦江对十六铺、高昌店、杨树浦、杨家渡等处投掷重磅炸弹52枚，江南造船所中弹21枚，厂房和机器设备遭受重大损失。2月6日，上海遭受了国民党飞机最猛烈的袭击，史称“二六大轰炸”。从中午12时25分到下午1时53分，国民党飞机出动4批17架，对上海各发电厂进行狂轰滥炸。上海市供电量从25万千瓦下降到4千千瓦。市民、职工、解放军干部、战士伤亡共1448人，毁坏房屋1180间。此次轰炸使十里洋场变得一片漆黑，接连的空袭给上海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使刚刚解放的上海蒙上了一片阴影，上海市民中的悲观情绪开始增长。由于事态严重，陈毅、饶漱石紧急电告中央，向北京汇报了上海遭蒋机空袭的情况。此时在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并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的黄炎培虽已到了73岁的高龄，但仍然时刻关注着上海的情况。当他得知，2月6日，美制蒋机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等进行狂轰乱炸，给上海经济恢复和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后，心急如焚，即于2月15日专门致函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了解空袭受损和生产、生活的恢复情况。收到黄炎培的来函后，陈毅高度重视，遂于2月25日复函黄炎培：“来示敬悉，承劳关注，不胜感激。此次美蒋匪帮对上海的轰炸，确实给我们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兹就所讯数点略陈：从本月6日，最主要的电力公司（指杨树浦电厂）被炸后，全市电力即不敷供应。21日闸北水电公司被炸。因此，工业生产，几乎大部停顿，除动员全力整修被炸电厂外，并号召全市机关部门尽量节电，以尽可能的维持工业生产，使不致全部停工。惟损失较重，目前至多能修复百分之四十五，致影响了全市的工业生产。”（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陈毅年谱》第597页)黄炎培收到陈毅回信并得知全市工业生产逐渐恢复才放下心来。(《世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