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纪委书记车延高写诗获鲁迅文学奖，引起舆论热议，他的诗作被网友们戏称为“羊羔体”。这大致和当年诗人赵丽华的诗被称为“梨花体”一样，这样的议论在我看来还是带有一些戏谑味道的。所不同的是，赵丽华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国家一级作家、《诗选刊》社编辑部主任，人们对她的“梨花体”，更多的是文学角度的评论，而车延高是武汉纪委书记，他跻身鲁迅文学奖，人们质疑的不仅是作品本身，还附带出类似不务正业的疑问，这就有点受情绪的诱导了。是什么情绪诱导人们对官员写诗的围观和热议？与其说是对“诗”的品头论足，不如说是对当今官场的不满宣泄。

　　我一点也不懂诗，曾请教过朋友，结果被嘲弄了一番，朋友告诉我，写诗的诀窍一是会敲回车键，二是写的让人一头雾水，我也因此开窍，“回车键”当然会敲，把人弄得“一头雾水”不就“湿”了吗？所以在我想象中，出生于1956年的车延高，如果没有机会进大学深造，他的诗不会很“科班”，更多的是用“白话手法，力求零度抒情，不带有个人感情，通过自然描写，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然而，当我看了车延高的几篇诗作，还是读出了情调，获得了感动——这当然可能与我不懂诗有关。

　　在对武汉纪委书记写诗的一片热议声中，应该话分两头。第一，在现在的文化背景下，如何给诗下定义？我问过喜欢在博客写诗的朋友，他们说写诗比写文章省力，这就让我从此不敢学习写诗，就按我对诗的格律韵脚、平仄对仗的了解，早已退避三舍。有人说这种格律诗难写，现在流行“自由体”，我看了一些“自由体”，既找不出字数、行数的规律，也对不上韵脚，可能只能去体会意境和气势了。所以我更不敢学写诗了，没有规律的东西其实更难掌握。那么，调侃甚至嘲讽车延高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对“自由体”了如指掌，有独立的鉴赏和评判能力？想来未必。这就引申出第二个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是，由于目前在文化领域，从文学理论上对现代诗的规范和界定比较含糊，诗歌这一文化奇葩正在萎缩凋谢，因此对现代诗的评价也是莫衷一是；而对官员写诗引起的争议也是对官场种种不良现象不满的延伸。这有点像对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一样，家长总是要求其做功课，似乎除了有关学习的东西，都会影响学习成绩，这明显是不对的，但这又要怪这些孩子学习成绩太差了。有些舆论对纪委书记写诗的反感类似于此，倒不是先认定纪委书记车延高不是个好官，而是民众对官场的不满情绪，在车延高的“不务正业”中找到了宣泄口。许多腐败官员沉湎于声色金钱，花天酒地，在其位不谋其政，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所以当爆出纪委书记写诗获奖的消息，自然就归结到“不务正业”或“附庸风雅”。

　　但武汉纪委书记车延高的“羊羔体”，不该成为官场不正之风的替罪羊。我们要求政府官员清正廉洁，一心为民，首先应该承认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公务员个体不是国家机器。我倒觉得政府官员能够舞文弄墨，甚至会一点琴棋书画没什么不好，至少多了一点人情味，少一点庸俗和迂腐。就像车延高说的，“写诗让我懂得为官之道。有了诗歌这双眼睛，可以使我在日常生活时保持一种清醒，眼睛不离泥土和根，不忘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样写作才会和社会息息相关。”要让官员懂得勤政廉政，其实也要有一定文化素养支撑的。否则就像某些官员，一开口就落下话柄，怎么去指望他们会做出优异政绩？所以我认为，不能把纪委书记车延高的文学爱好等同于某些官员的吃喝玩乐，让“羊羔体”成了替罪羊。当然，我也请车书记不必为此耿耿，毕竟老百姓希望自己的官员能够一心为民，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兢兢业业，把全部的精力用到党和人民托付的重任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