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伟

　　强拆导致的悲剧频发，但新的拆迁条例何时出台仍然没有消息。据报道，自年初国务院公布新的拆迁条例草案以来，尚看不到进一步推进的任何苗头 。有消息表明，拆迁条例的修改中 ，各方利益争斗很激烈。 （10月19日《国际先驱导报》）郑州残疾人李付俊被人强行带至荒郊，回家后发现房屋遭强拆。19 日下午，郑州淮河路执法中队负责人称涉事的4名“临时工”因为“执法不当”已被辞退，并承诺今后将 “文明执法、 和谐执法”。（ 10月 20日 《河南商报》）从唐福珍的自焚到宜黄钟家的悲剧再到李付俊，接连发生的惨剧让人扼腕。尽管若干负有责任的官员受到了处分 ，但社会更希望看到的是制度的变迁和法治的进步，毕竟制度上的改变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但让人惋惜的是，被寄予厚望的新拆迁条例，其出台进度远远低于外界的预期，甚至一度传出可能胎死腹中的新闻。从年初就开始讨论的新条例，直到现在也未见正式出台。

　　拆建条例难产，难在既得利益的阻碍。参与修订条例的专家早就表示过，阻力主要来自于一些地方政府基于局部的短期利益考虑，他们过于强调城市的建设发展，可能忽视对房屋所有人的权利保护。其实，现行的拆迁条例不合理是明摆着的事，先拆迁后补偿、假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利益之实，以及条例本身与上位法《 宪法》、《物权法》等明显的抵触，无不说明废除或是修订该条例是应有之义 。阻力来自利益，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说，除了拆迁所能够带来巨大的土地增值收入，大拆大建所带来的GDP 数字和政绩冲动，也是对新条例态度暧昧的原因。面对几乎掌握所有资源的权力，在强弱实力对比明显的情况下，没有合理的游戏规则，博弈的路径自然按照强势一方希望的方向演进。

　　在强拆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由此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两者之间，多数情况下强势的权力都会选择前者 ，毕竟并不是每个被拆迁者会选择用极端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而少有强拆官员被处理以及被处理后迅速地官复原职，更是强化一些官员的这种选择。从“法盲的悲剧”到“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到“我只懂拆迁法，不知道什么物权法”，等等，一些地方官员的表态，让人感受到了巨大利益之下权力的异化。善行需要善治，善治需要善法，及时出台新的拆迁条例，除了能制止更多的悲剧产生，公众更寄希望于人性和善意的制度改良来为肆意的权力纠偏。

　　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早已不是以前的意识形态羁绊，而是各种或隐或显的既得利益群体。对此，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刚刚结束的五中全会明确表示，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面对拆迁现场一个个血淋淋的场景，是非之争很明确，对于决策着来说，出台新的拆迁条例，需要的也许已经不是论证谁对谁错，而是“更大的决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