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的官员出行，不论级别高低，都得像古时那样，由一班衙役开道，撑着‘肃静’、‘回避’的幡子，民众不得稍许接近，那才叫威仪！”在博客中，周泽这样写道。

　　同行的小杨也认为，不必太苛责汶川警方，官员出行需要开道、清场，并非汶川特产，而是普遍现象，她认为“应更多地关注事件背后投射出的社会普遍问题和风气”。

　　许多评论认为，这一事件折射出了官场的通病。一篇题为《权力出行，权利回避》的评论认为：仿佛一瞬间，古时那种皇帝、县官出行的高举“回避”的架势，又复活了……如今的官员出行似乎更甚于古时官员，出则是早就有豪华警车开道，高音喇叭嚷个不停，所到之处，动辄清场，流风所至，省官、厅官、县官，甚至小小乡官，每当出行就要摆出十足的架子。

　　还有评论质疑，官民近距离接触，既给官员提供了听取社情民意的渠道，也给百姓反映问题、表达心声提供了平台。警察强令律师回避官员，官员莫非只接见事先排练过的“群众演员”？

　　周泽说，他也听到当地警方人士称，澳大利亚的一位参议长率代表团考察映秀镇，非常随意。他们看到团里有人把手里的包往议长手里一塞，就去拍照了，特别随意，觉得很平等。议长自己也拿个相机，随意地拍，这给他们留下了印象深刻。“在我们这，哪里有敢把包塞给领导的，经常让人感觉领导高高在上，拒人于千里之外。当地来视察的人多，出来警卫的频率又高，这里的公安确实很累。”

　　周泽说，事发时，这群官员距离自己并不远，肯定有官员看到了，但对此熟视无睹。“越是见怪不怪，越是说明了干群关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