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春成 画

　　英国政治家柏克说：“恶人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马丁·路德·金还说：“社会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不幸的是，在“李刚门”中，这种围观与沉默却潜滋暗长，蔓延于人心。

　　据《广州日报》21日报道，在河北大学醉驾肇事致1死1伤的保定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刚之子，目前已被刑拘。该校学生却自称，被学校要求保持沉默，不然可能遭到校方处分；而他们的家长也要求他们不要参与。

　　但凡嫉恶如仇者，都会对“李衙内”醉驾狂飙的嚣张、叫嚣着“我爸是李刚”的傲慢心怀愤慨。物伤其类的悲悯情怀，发自内心的正义感和自危意识，都激发着民众对为非作歹行径的“零容忍”。而这些，又是基于起码的“维护生命尊严”的人性共识。正是朴素的正义向往和良知追求，构筑起了社会趋善的动力。

　　然而，在重压之下，目击车祸的学生们却选择了沉默，不愿出面作证。沉默意味着什么？从法律程序上看，想澄清真相、给肇事者量刑都得有人证才行，否则排衙听讼时，细节性模糊或谬误，真相的扑朔迷离，只会增加取证难度，也令结果谬以千里，背离了应有的依法严惩原则。

　　做沉默的羔羊，是纵容作恶。那些三缄其口的学生，未尝就不是义愤填膺，痛斥肇事者对生命的冷漠。可在“正义执言”和“切实利益”的选择题前，他们不得不搁置满腔热血，权衡一番吐出真相和保住前途的重要性。因为说话有风险，受访须谨慎——校方要求“保持沉默”，而家长们则唯恐孩子安全无保障：“别多管闲事”。

　　校方不肯吐露真相，无疑是觉得“撞人事件”较敏感：一者自身也是责任关联方，稍有不慎，就会将自己卷进去；二者交通事故背后，牵扯到的权力线路很是繁复。在利益牵绊下，“犬儒”也就成了自保之策。家长的劝告，自然是怕孩子嘴巴不上锁，惹了麻烦。报复风险的堆积，让他们保险起见，教会孩子言多必失的生存哲学。

　　可明哲保身之术，比良知的驱使更有重量吗？大学本是育人之地，秉持良知是教育的必备品格，威胁学生小心开口何异于颠覆他们的正义信仰，教他们人格分裂？道德启蒙之要务，更是被颠覆无遗。做“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勇敢的孩子，固然要冒不小风险，可学校和家长难道能“以身说法”，教孩子做冷漠的看客，对丑恶无动于衷吗？果如是，他们的“启蒙”就成了纸上谈兵，传承给孩子的不是美德，而是冷漠与怯懦。

　　“都希望战胜邪恶，大众受益，但都不愿出头，毕竟代价是自己的”，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森将此总结为“搭便车困境”。私利的考量，让集体走向了沉默。只是沉默之后，谁又来救赎我们的良知与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