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贾知若

　　应该说，在食品、保健药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当下，一位县委书记问了句“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完全有可能被误读。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不会误读，因为这道再真切不过的逐客令，他拂袖而去。

　　我从前当体育记者时，也曾经被相熟的足球教练或球员这样“问候”过，当然他们还不至于问“吃什么”，而是隐晦地表明：你们这些记者老批评中国足球干啥？中国足球“上去了”，体育记者的日子不是更好过吗？是的，逻辑还是清晰的，但可惜的是，中国足球至今没有“上去”过，而且还正在大力反赌扫黑，迎来了迟到的手术。

　　“知识分子吃什么？”——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很像不久前宜黄事件后，一位当地官员投书媒体中提到的——“宜黄是我国城市化运动中的一个

　　牺牲品”它们的相同之处，就是打着高尚、正义的旗号，还稍带些矫情的伤感……其实，于教授的讲课已经足够深入浅出了，拆迁可以拆出发展速度，同时也会“拆走了民心，拆走了民族的未来”，但书记不以为然，“你这样一讲，下面的干部就不会去执行县委的决定了。”他这样想，如是说。

　　在一系列的“强拆事件”中，“宜黄案”之所以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引得舆情翻滚……然而，在10月下旬，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促进拆迁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们普遍认为：趁新拆迁条例酝酿还有个过程，地方政府是紧锣密鼓、争先恐后，争分夺秒，唯恐错过旧体制的“末班车”。

　　这就是现实，比“你们知识

　　分子吃什么”还要冷峻得多的现实，它能折射出什么？

　　一方面，是专家学者们饱含良知的警示，在于建嵘提醒“拆走民族未来”之前，中农办主任陈锡文也曾公开直言：眼下的这场拆农民房的运动实际上是对“增减挂钩”这一政策的曲解。

　　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执迷不悟的强拆逐利。据陈锡文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增减挂钩指标置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诸如“新置换的建设用地指标必须纳入年度计划”、“通过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获得的土地收益必须全额返还当地人”等等，从陈接触到的很多省一级干部到县乡级干部，“都不太清楚，甚至根本不知道”。

　　当一个人只能看到眼前利益，他往往不再怀有什么敬畏，“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于是从天而降——说到底，它等同于一次无知的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