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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主流价值观别忘记老祖宗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0日09:12  东方早报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得益于向传统主流价值观的回归,这一点今后将愈加看得清楚。

  近来,媒体精英们突然发起了时尚的“主流价值观”的讨论,但这个讨论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可逾越的方法论难题。

  首先,讨论的框架是西式本体论。本体论又称“是论”,即由笛卡儿发明的“这是什么”那种典型的神学本体论问题。中国传统并无本体论,缺乏宗教思辨的国人从来也不大明白这种思维方式。即使以貌似本体论的问题出发,也总是回归于传统的“之辨”方式,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从来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那种所谓“哲学大家”。比如北大出版社的那个“是什么”系列书,一本也站不住脚。当然,中国人本来也没必要接受西式哲学框架,即“黑白,善恶”的二元论。

  其次,给“主流价值观是什么” 披上华丽的理论外衣实际上是把十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对于价值观问题,任何“是什么”的界定都不可能自圆其说,因为它是动态的,需要不断变化和适应新的社会条件。比如说,把主流价值观定义为大多数人同意的价值观,这无非是在说民意如何,毫无理论意义。还有人说,主流价值观就是主导政治的价值观,那么非主流价值观是什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说,这是“胜者王,败者寇”的传统表达方式。

  此外,用某种时下流行的政治、经济或社会意识形态来界定主流价值观就更加离谱了。个人角度不同,众说纷纭,不可能达成共识。其实,这实际上是社会批评的手法,没有理论创新的价值。比如,对中国社会不满的学人可以用拜金主义来诠释中国时下的主流价值观,对中国制度不满的西方学者则可以用所谓的民主理论来攻击中国,制造一个“潜在的、但受压制的”主流价值观,我们从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作为可见一斑。更加令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有的学者甚至搬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来说明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并宣布它已经进入“正-反-合”的合题阶段。

  “是什么”讲不清楚,主流价值观“包括什么”的讨论就更加文不对题。笔者赞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的态度,因为他提出“主流社会”的概念本身就很模糊,价值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在谈论这个话题时总是爱用“应当包括什么”的态度,比如说“尚武精神”、“商业规则”、“社会平等和正义”云云。其实,这都是基于个人的专业领域的看法和建议。用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斯金纳的话说, 这类文字表述本无理论意义,其目的是争取政治支持(politicking),同“拉票”行为如出一辙。

  我们不应当启动大而无当的话题,并以此来解释当今的社会问题。发起这个讨论的初衷可以理解,知识精英对时下的中国缺乏积极的社会共识惶惶不安,有“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忧患意识。但令笔者惊讶的是,迄今为止的讨论中,无论在“是什么”还是“应当包括什么”的层面,无人提出传统“主流价值观”。中国人不谈本体论,但习惯论道。传统的思维基于“道在何方”,而不是“这是什么”这类到达天国之前无止境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去做,下一步怎么走。

  事实上,传统的以德治国的讨论方式最能指明方向。比如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把治国的历史经验讲得那么清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把政治逻辑点得那么透彻。而我们的学者用“革命”和“去革命”的历史阶段特点来囊括当下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的传承关系就显得十分肤浅。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得益于向传统主流价值观的回归,这一点今后将愈加看得清楚。中国必须要挑战的不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被时间、地点限制的共享价值,而是一些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具有特殊的宗教背景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西方人定义的价值观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但我们没有理由承认其为“永恒”的主流价值观。西方主导世界发展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因此,发掘和运用经世济国传统的精华才是知识精英的首要任务。但是这种发掘与应用应当同那种给儒家理念贴上“现代”西方价值观标签的所谓海内外“新儒家”的思路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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