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巴牌坊，不远处即有居民楼。这些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

　　文化遗产保护中，没有重建、新建和扩建项目，没有把资金浪费在拆建上

　　本报记者/傅蔷

　　澳门，“东方的蒙特卡洛”，有关它的想象都与光怪陆离的博彩业联结在一起。有人这样戏说澳门，走在路上，一个招牌砸下来，能压死十个荷官（赌场发牌员）。自从2005年澳门历史街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以来，澳门给世界亮出了一张新名片——“一座文化的城市”。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澳门与内地的思路截然不同，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小得多，其中的奥妙就是不大拆大建。

　　老房不是非拆不可

　　中西文化在澳门交融碰撞的400多年，在3平方公里的澳门老城留下了密布的历史遗迹。澳门的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1999年回归祖国后，人们看到的是一座“百废待兴”的城市。按照内地城市规划者的逻辑，一场轰轰烈烈的拆建运动是不可避免的。但2001年澳门历史街区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来，十年间澳门没有大规模的动迁和拆迁。数据显示，为申报世界遗产和维护、改造历史街区，澳门共投入约1.2亿元人民币，与内地动辄十几个亿的申遗保护投入不可同日而语。

　　刚从澳门调研归来的文化学者裴钰说，“不进行大规模拆迁，大大降低了政府的政策性投入，保证资金投入到文物的保护和修缮中去，受到影响的只是文化遗产地的‘视觉效果’。”

　　澳门对老房的“容忍度”超乎我们的想象。距离闻名遐迩的大三巴牌坊不出800米就是居民区，牌坊旁边的哪吒庙与居民楼仅一墙之隔，澳门人没打算拆掉这些老房。事实上，在整个澳门老城，文物景点都与老街小巷交织在一起，新老建筑共存，华洋共处。

　　老房并不必然有碍观瞻。据裴钰介绍，澳门旧城改造，主要依靠有效的和深度的功能更新、场景置换。

　　议事亭前地（也叫市政厅广场）处于人口稠密、道路繁忙的市中心，从前这里是通车的，周边的市政厅大楼、邮政局、仁慈堂等建于19世纪末的历史建筑遭受了严重的污染，广场也被挤占成一个停车场。现在，经过改造的广场变成了步行广场，按照欧洲古典主义风格修建了喷泉、座椅，铺设了欧式的波浪形鹅卵石地面，对周边商铺广告牌等外观也进行了改造。

　　在澳门的文化遗产保护中，没有重建、新建和扩建项目。澳门议事亭前地从前就是城市广场，鹅卵石地面、喷泉、座椅等微观的场景置换，并没有改变遗迹的面积和规模。在澳门旧城改造中，没有一座孤立而突兀的建筑拔地而起——就像内地屡见不鲜的“埃菲尔铁塔”或“白宫”那样。澳门老城的场景置换，又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空间和欧陆风情的气质相吻合，“实现了艺术审美、建筑审美与城市文化的融合统一”。裴钰说。

　　老城也有吸引力

　　微观调整给澳门带来了奇迹般的变化。议事亭前地改为步行广场后，成为旅游落脚地和市民休闲地，每到夜晚，很多市民在广场上聊天、发呆，闲适而惬意。有了人气的集聚，文化遗产地的商业效益也呈数倍增涨。

　　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有的地方提出，不搞拆迁就是为了文物保护放弃经济发展，其实这是个伪命题。”裴钰说。

　　澳门遗产保护独辟蹊径，恰恰证明发展与保护是可以兼容的。澳门申报世界遗产最初的项目名称是“澳门历史建筑群”，包括妈阁庙、港务局大楼、郑家大屋等12个建筑，后来演变成通过相邻的广场和街道，连接成一个以澳门旧城区为核心的历史街区。

　　改造后的历史街区，原本的生活系统和居民生活状态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历史街区本来就包括生活系统，这是里子不是面子。像澳门这样生活水平的城市都敢于保存这样的里子，内地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如澳门的城市为什么不行呢？”裴钰说。

　　澳门历史街区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人口疏散，街区保留了不同消费档次的商铺，吸引了各层次的旅游消费人群，街区人气兴旺，区域的经济活力也明显增强。

　　在澳门旧城的大三巴、岗顶前地等历史遗产附近，既有葡京酒店、新威尼斯酒店等高档店面，也保留了农贸市场和小摊小贩，人们很容易便能找到售价2澳元的水和10澳元的实惠小包。反观北京的前门大街，改造前也是高中低档店面俱全，有商业街也有农贸市场，现在却都换成了较高档的店面，买不到5元钱的商品或是1元钱的水，人气自然不旺。

　　裴钰告诉记者，文化遗产要按系统保护，而不是孤立的保护，也不是“玻璃罩”中的保护，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澳门没有把文化保护的资金成本浪费在拆建上，反而以较小的代价，促进城市民生的和谐，成为一个“人情友好型的城市”。

　　“澳门依托文化遗产发展旅游，通过旅游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旅游服务业的兴起，同时带动了遗产地区域的发展。这证明了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一致的。”

　　市政厅广场

　　观察哨：给草根一个发言机会

　　内地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总是与各种形式的拆建联系在一起，动迁、搬迁涉及居民根本利益，因而居民意见较多。

　　澳门的遗产保护始终强调与社区利益的协调。澳门政府积极推动公共机构、私人企业和居民三者合作，设置了“旧区重整咨询委员会”，让居民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发出自己的诉求。对历史旧城区的居民要求满足得比较好，就避免了在旧城改造中大量出现争议和纠纷。

　　裴钰特别指出，这个“旧区重整咨询委员会”并不是搞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众投票，而是在法制的前提下设立的咨询机构。“不是说居民代表都同意了就拆，不同意就不拆。委员会严格遵循相关的遗产保护法规行事，而内地的拆迁委员会往往是个决策机构，只要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有时是不惜违反法律和相关条例的。” （傅蔷）

　　历史老城区的购物街，世界遗产并未要求“视觉效果”，保持遗产地的商业活力，才是根本

　　一家之言：“澳门模式”脱颖而出

　　文化学者裴钰近日撰文提出，“十二五”期间，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新思维。他认为，目前国内的文化遗产开发模式有四种：以博物馆开发运营为核心的“兵马俑模式”；过度依赖游客接待人次和门票收入的“丽江模式”；以“穷负债+资本运作”方式申遗和发展旅游业的“荔波模式”。第四种便是澳门模式，以区域保护和区域开发为原则，注重遗产和社区的利益平衡，不搞大规模拆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带动服务业提升和区域经济。

　　在前三种模式显露疲态的情况下，澳门模式值得借鉴。裴钰说，“澳门通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调节优化城市的经济结构，旅游业的兴旺，带动了服务业、餐饮宾馆的发展和地价提升，吸引开发商投资。澳门发展的是旅游地产经济，靠旅游带动区域内的地产市场。”

　　内地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正相反，往往以拆迁、人口疏散等地产开发方式为先导。

　　陕西西安大明宫遗址，裴钰称之为遗产界的“刘翔”，创造了最快的拆迁纪录：50天拆迁了6400余户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居民和89家单位，3600余户的棚户区，两个共1000余户的村庄。 河北承德完成了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保护拆迁工程，投资87亿元，拆迁避暑山庄外八庙景区周边5200多户，130万平方米，房屋拆迁率99.14%。天津拆得最彻底，除少数新建、在建项目和历史建筑外，有600年历史的老城厢地区被夷为平地。

　　规模超大、成本过高，追求景观效果又极易激化民生矛盾，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是否能带来区域发展的活力还未可知，但成本已经比澳门模式高出了许多。

　　内地还有一些地方，地面文物遗存已经没有了，为了追求景观效果，大搞复建或新建。“这就是畸形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保护反对重建和新建，保护好现在，不必恢复到从前。”裴钰说。（傅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