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平自矢者有二语：一曰与愚妄战，一曰为理性争自由。——李长之

　　李长之与批评结缘一生，从1932年的《请教八股的唯物辩证法》到1957年的《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他一生都未曾缺席批评的事业。

　　在1942年结集出版的《批评精神》中，李长之系统地阐释了他的“批评构想”，书中热烈地呼吁批评精神，推崇“感情的型”的批评。

　　“什么是批评精神呢？就是正义感；就是对是非不能模糊，不能放过的判断力和追根究底性；就是对美好的事物，有一种深入的了解要求并欲其普遍于人人的宣扬热诚；反之，对于邪恶，却又不能容忍，必须用万钧之力击毁之；他的表现，是坦白，是直爽，是刚健，是笃实，是勇猛，是简明，是丰富的生命力；他自己是有进无退地战斗着，也领导人有进无退地战斗着。”（《批评家的孟轲》）李长之是这样地钦慕于孟子，并从中总结出伟大批评家的共同的“批评精神”。

　　在长达20余年的批评实践中，他浑身散发着原始儒家那种昂扬激切的理想光芒，高扬道德理想的批判大旗，“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因此，他所谓的批评又在反奴性。他说“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的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生平志向的源头，他说“余生平自矢者有二语：一曰与愚妄战，一曰为理性争自由”（《悼季鸾先生》），“与愚妄战”，是为正道直行；“虽千万人吾往矣”，“为理性争自由”，乃是要为科学而理性的批评事业开拓自由的天空。

　　他的批评精神是这样的激越和不妥协，他批评的对象，也就不能不具有绵绵的生命力了。正如他评价鲁迅一样“诗人的鲁迅，是有他永久的价值的；战士的鲁迅，是有他时代的价值的”，他做战士，但更希望当诗人！

　　以批评为武器去建设新文化，确实要破，然而李长之对建设的立更看重：为了商务版《小学生文库》的不合时宜，他不惜与王云五论战，对此，老舍不禁赞道“与王老板战，如常山赵子龙，浑身是胆”。

　　他内心深处涌动不息的生命感情原是温暖、真挚而源源不断的，因为这，他的批评绝没有人身的攻击和无聊的谩骂，在他看来，“狗咬狗似的论战，是在充斥着了，然而谁也咬不着谁，原因是在对手都是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臭架子，而攻人的人又都是缺少能够窥出对手的要害来的盲目者。他们所以咬，是因为所见的太小，一如蝇子不能放过桌上的尘埃；而他们之所以咬不着，却是还没有咬的才干。彼此都没有战斗力，都没有论据，糊里糊涂一幕一幕在演，结果每每是空洞得一无所得”（《论目前中国批评界之浅妄》）。

　　他神往的乃是那个写《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勃兰兑斯，他说“我深感大批评家之地位和作用太重要了！勃兰兑斯太令人神往！他不惟有科学的训练，有天生的深入的识力，还有关怀人类社会的深情！批评家是创作的产婆，这话对，然而还不够，批评家乃是人类的火把”——温暖而照亮人心！

　　(编者注：李长之（1910-1978），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林庚、季羡林、吴组缃并称“清华四剑客”，为我国现代著名文学批评家。25岁出版《鲁迅批判》，其他代表作有《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批评精神》等，均收在《李长之文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