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司法权威，司法者自身责无旁贷。但是对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而言，司法者自身的努力和司法质量的提高，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的任务不是司法者自身所能完成。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奥布赖恩所说:“最高法院既无军权又无财权，其宪法裁决的执行，只能依赖于理性的说服力量、制度的威信、其他政治机构的合作，以及舆论的最终认可。”

　　维护司法权威，要求行政权力对司法尊重、服从和支持，否则，司法裁决不能执行，司法权威自然无从谈起。我们多年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动法治进步的过程和事实，充分说明了这点，国外的法治历史也同样。1961年5月，美国一名叫杰姆斯的黑人学生向密西西比大学提出入学申请，遭到拒绝。于是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律师，为他向法庭提起诉讼。次年6月他们胜诉，联邦最高法院也支持了这个判决。但在执行中，有种族主义思想的州长声称州政府的官员宁可坐牢也不能执行判决。对此联邦政府没有坐视，派出执法队员与司法部律师陪同杰姆斯入校，挡在门口的副州长最终选择了让路。由于行政权力的支持，法院判决得到了执行。

　　行政权力维护司法权威，可以创造体现法律尊严、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使行政权力能实施善政良政，达到保障民生维护人权治理目标，完成为公众谋福利的政治使命，获得支持和拥护。这正是依法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行政权力促进法治建设的应然行为和必然效果。如果行政权力思不及此，挑战、削弱司法权威，岂非咄咄怪事，一旦类似怪事多多，国家法治就会遭受严重内伤，司法失去有效功能同时社会也会失去正常秩序。

　　除了行政权力做出表率外，也需要舆论积极教育和引导公众增强遵守法律、尊重司法的公民意识和法治精神。媒体不仅要克服“舆论审判”的冲动，还须有效防止大规模出现抛弃司法途径，寻求权力维权的“人治思维”与因诉求未满足而怀疑司法公正，乃至抗法的“无政府主义”意识等社会心理和社会舆论。否则，公正的司法难以取信于民，也无法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司法服务，发挥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化解矛盾的作用，会增加公众生活成本，多年法治发展的成果亦将逐渐销蚀。人治思维和无政府主义的幽灵至今并未彻底消散，一旦削弱宪法与法律的尊严，放弃社会公平的司法防线，伤害法治的弊病将会恶性发作，对此媒体应保持高度警觉，不能陷入集体无意识。

　　司法者当然应在司法案件的审理过程以及判决或裁定中释法说理，使当事者理解和信服司法裁决，化解社会矛盾。但如果社会弥漫对司法公正的怀疑情绪，以致当事人常常拒不接受和服从司法裁决，当事人的纠纷就会屡屡转化为当事人与司法者的对立。这种复杂的司法环境中，司法者不得不在程序终结后，仍继续为做到案结事了去进行艰苦的思想说服工作。这种措施和努力固然可以取得一些效果，但并不具有强化法律尊严的制度意义，司法者夫子自道式的宣示和解释，还往往不被人接受，必然加大司法资源的耗费和社会治理成本。这种代价，要由全社会承担，既对当事人不利，也对其他公民不公平。理智地看，靠司法者自证公正说服当事人，而使法律得以执行，不是法治的应然状态，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科学路径。

　　当事人对司法裁决固然享有不同意并要求改变的权利，但是这项权利与其他任何权利同样，也应依法行使而不能自行其是以违背公众利益的方式实现。如果人人都只享受权利却不履行守法义务，只要不同意司法裁决，就我行我素，甚至以激烈手段追求目的，而司法者唯恐不能案结事了，影响“和谐稳定”，而不敢坚持依法裁决，司法权威就难以维持，会导致司法活动低效竟至无效。社会管理者和媒体有义务向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引导公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这也是法治建设和群众工作的应有内容。

　　对司法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监督，否则司法权力与其他公权力一样会膨胀和腐败。但需厘清民主监督司法与不当干预司法的区别，涉及司法的民主监督与接受监督，都应以保证司法权的行使符合宪法原则、有助于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为目标。通过各种非法治途径向司法者施加压力，以达到影响、否定、推翻司法裁决，满足涉法诉求的做法，虽然也可能起到提醒司法者注重司法质量，认真释法说理，牵制司法权滥用的作用，但因具有不正当干预司法的品质，所以会起消极作用。

　　社会公众是我国法治的主体，社会公众的法治素养决定着国家的法治水平，毋庸讳言，当前公众虽有建设法治社会的积极性，但法治素养还需发展提高。如果司法者与社会公众共同坚持学习提高法治素养，实践信法、守法、护法的法治精神，那么，人民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的意愿必能实现，建设和谐的法治国家的理想必能成为现实。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