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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外判例编译方面，台湾现在可一点不输给日本。2009年11月，我在台湾考察司法改革情况，发现当地“司法院”从2000年起，就已组织专人翻译美国、日本最高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的最新判例。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宪法判决选译》已出版到第六辑，几乎涵盖了近半个世纪所有重要判例。

　　在台湾，我曾问一位法官，你们编译这些判例的价值何在?因为对外国最高法院判例感兴趣的人，会自己从网上下载原文阅读，而没兴趣的人，即使你翻译得再通达流畅，也不会多看一眼。这位老兄笑着说，总有一部分人是对判决有兴趣，却没时间阅读原文的。如果这些判例对一个法官处理案件，一个学者建构理论，一个学生思考问题有所启发，就是翻译价值的最好体现。更重要的是，通过翻译引介，甲国法官可以见证乙国法官对相似问题的推理演绎，洞悉乙国法治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长此以往，对甲国法治亦是一种促动与推进。我非常赞同这位台湾同行的话。的确，人类之间的纠纷皆有共性，外国法院的判例，回应的未必就是我们陌生的问题，也未必对我们的法治建设没有意义。相反，在缺乏洞察与了解的基础上，就急于给一国司法贴上某种主义，或某个阶级的标签，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书(《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编者注)在选入案件时，多少考虑到案件类型与中国当下现实的隐约对应，如校园安全、法官伦理、司法公开、网络言论自由、死刑裁判中的民意因素、连续讯问嫌犯的时间间隔、错案纠正的法律机制、法医出庭的必要性、被告与控方证人的对质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