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随便侬（你）。”长沙“白茉莉”坐在床沿上，一只脚穿鞋，一只脚没穿，一只手指随电话线弯曲绕起，“现在欧（我）来当格（这）个家，格啥事体包在欧身上。伊（他）只差没把命送拨（给）侬了。”当“我”在门外偷听到她与杜先生的这段沪语对白时，突然发觉自己的命运将再一次捏在这个女人手中，于是惶恐不安地冲出公寓，跳上电车，朝远方飞快地逃去……这是长沙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小说《长沙白茉莉》余音袅袅的结尾。裹挟在革命与爱欲的漩涡中，19岁长沙伢子的命运如同落叶，身不由己而又不知所措——这一切足以让人联想到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笔下《兔子，快跑》中的男主角。从长沙到上海，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实丑陋而沉重。在这个多事之秋，人性能否保持足够的纯净？

　　初读《长沙白茉莉》，并没有太多期待。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其实更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小人物的自述传。故事很短：“我”接受了一项秘密使命，从长沙携带巨额黄金前往上海，交给那里的地下组织作为革命经费。然而，当“我”看到奉命与自己联系的上级，竟然是家乡长沙的交际花“白茉莉”的时候，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竟然还是上海青帮老大杜先生的情人。“白茉莉”风月无边的生活与“我”的道德观念格格不入。对于一个来自内陆省份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显然比上海的霓虹灯与香槟酒的冲击大得多。在之后一连串的纠葛中，怀疑、英勇之举与背叛随处可见，左翼与右派、黑道和白道的势力犬牙交错。20年代大革命的宽银幕上，“罗生门”与“无间道”的桥段频繁闪现。在唾手可得的私欲与崇高荣誉之间保持必要平衡，是《长沙白茉莉》中大小人物的内心紧张所在，也是亲历者黄仁宇的慧心所系。尽管这部书散发着自传的光彩，黄氏却称其为“时代”小说，信非偶然。

　　于是，在这样的扰攘年代里，年轻的革命者就像一块洁白的方糖，溶入了上海这杯夜咖啡之中。“白茉莉”在这部小说中出场次数寥寥无几，但忽略她的存在就仿佛在《哈姆雷特》中忘记奥菲利亚那样滑稽。“白茉莉”因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像那个时代留下的诸多谜题一样，无从解答。但是，书中所有的人似乎都是棋子，而她则是棋盘后那只巨大的无形推手。《长沙白茉莉》试图借助丰富的细节营造戏剧气氛，讲述“我”尽全力在肮脏混乱中保持理想的故事。“我”时而是肩负使命的地下组织联络员，打探青帮的底细，引导罢工；时而扮演着闵太太的房客，沉醉于英语和方程式之中，积极备考南洋大学；时而与《新报》的战地记者赵朴分享着对于政局的观感；时而又必须按照杜先生的嘱咐，将装满金锭的油坛从长沙新河运到上海。那是一段奇异的精神履历，同志和敌人的关系看似泾渭分明，其实鱼龙混杂、众声喧哗。多重身份经过一番怪异结合以后，慢慢酝酿出新的幽默：“我”居然在“白茉莉”的安排下，成为杜先生的干女婿。这丝毫也不夸张，变革年代给思想者带来的困惑常常也在于此。小说中理想主义者赵朴的战死疆场，与利己主义者王彬的死于火拼，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殊途同归——尽管黄仁宇坦承“无意以之作任何道德上之褒贬”，但“我”的内心深处无疑藏着深深的疑问与不安。

　　如果说，史学著作《万历十五年》与回忆录《黄河青山》分别展露了黄仁宇的才气与硬气，小说《长沙白茉莉》则散发出掩抑不住的灵气——要知道，那一年他都70岁了。就文学技巧与趣味而言，这部小说或许瑕瑜互见。不过，作者见招拆招，让书中那个长沙同乡在理想与幻灭这两个世界之间来回穿梭，足以显示他对于人生、爱与死的深思熟虑——现在向过去追寻，正如过去向未来窥探。黄仁宇走了，“白茉莉”来了，小说戛然而止：女主角堂而皇之地填补了“我”私人生活的空白，也暗示着新的不可知的未来即将开启。无疑，在一个极端年代里，人性之中不但贯穿了正义与公理，而且还有（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不可告人的鄙俗——这是历史回音壁上传来的清澈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