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管理学大师曾仕强

　　曾仕强认为，中国人的生活价值观从周朝就有了，没必要盲目追随西方

　　本报记者/田枫

　　他来大陆讲课已逾20年。他个性温厚、彬彬有礼、亲切自然。年轻人称他导师，年老人视他为知己，小孩子从他那里得到了教诲。近日，本报记者田枫（以下简称“田”）对话台湾知名学者、管理学大师曾仕强教授（以下简称“曾”），让我们和他一道，在回溯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领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思想风采。

　　尽责任是中国人的本分

　　田：您现在已年近八旬，早已名闻天下、著作等身。可是您还在奔波忙碌，苦口婆心地劝学育人。这就叫做以天下为己任吧？

　　曾：不敢这么说，只是说人活着就应该尽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本分。中国人跟西方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人满脑子权利义务，中国人讲做人的责任。这实际上没有对与不对的，而是说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生活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价值观从周朝就开始有了，没必要盲目追随西方。

　　田：您生动的演讲吸引了很多人，特别想知道您站在讲台上的感觉。

　　曾：我是从小——大概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就让我上台讲话。那时候我一站出来大家就笑，因为我比那个讲桌还要矮！后来就直接把我拉到讲桌的前面来，那一幕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爸爸是什么用意呢？我当时不清楚，因为我不能问。但这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并不是说喜欢这样，用今天的话说叫作秀，而是说当一个人有一些思想观念，你应该有机会跟人家分享。有机会去讲话，这个责任是很重的。第一不能乱讲。第二个讲完以后，不能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那样的话，还不如不讲。所以我后来就开始训练自己。讲话，第一不能重复；第二不能颠三倒四，前后不一；第三你讲一讲要停一停，看看人家的反应，不是一股脑地往前讲，讲到大家很厌烦，但是又不好意思表现出来，那就不好了。

　　田：是不是也做过很多训练？

　　曾：那当然啦！我在师范学校教过书，我就跟师范生讲，你们将来要当老师，当老师首先要口齿清楚，讲话要清晰，同时用语要顾及到对方的感受。所以我教他们都准备一个录音机，自己搞几十个题目，然后抓阄，抓到哪个题目你就讲5分钟。然后你再把它倒回去，再听听。这样反复几遍之后，你的口才就训练出来了。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方法。很多人说摸索摸索，这句话其实是不成立的。要有正确的方向，然后加合理的方法。

　　39岁是个“命坎儿”

　　田：您曾经说，在39岁时您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您把它称之为“命坎儿”。

　　曾：对，因为按照易经的说法，男人是怕九的。你看男人去世时不是49岁就是59岁、69岁。孙中山先生59岁就去世了，岳飞39岁去世，男人的关卡就在九。所以替父亲做寿，千万不要替他做六十九。六十九就替他做七十大寿，七十九时赶快做八十大寿，帮他跨过那个坎儿。我一生最不好的时候就是在39岁那一年。

　　田：是平时工作太累？

　　曾：应该是。我的办公室在二楼，我都爬不上去，要拉着扶手这样一步一步上去，一步一步下来。

　　田：怎么会那样？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工作？

　　曾：我在屏东，在台湾南部一个农业专科学校当校长秘书。每天要接触各色各样的人，科主任找校长签字要先找我，校长要找他们也都先要交代我，外面很多人来都要先找我，我就觉得这个简直是太糟糕了。等读了易经后，我发现这不是乱七八糟啊，是我不了解，是我不懂，难怪孔子说反求诸己。那时候我才知道，你老怪别人，老骂别人，自己 就不会长进的。自那以后，人家对我有任何刺激，不管是好的、坏的，我都首先反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我有什么错。之后，慢慢回想小时候所读的古代圣贤所讲的话，发现他们真是了不起。你管不了别人啊，你只能管你自己。

　　变成另一个人，其实就是找到适应环境的另一个自己。这就像春夏秋冬，朝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都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动写照。而随喜大众、从善如流，这些都是人们在现实世界的生存之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既是了解自然社会的生存法则，也是探索现实世界的生存智慧。有人在历史中寻找，有人在山水间寻找，有人在内心深处寻找，也有人走出国门到异国他乡去寻找。

　　田：您曾在英美留过学。您觉得在国外所受的教育与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相比，最显著的冲突是什么？

　　曾：西方教育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训练个人。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认为人群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以家为重。所以我们一定会教小孩子，你回家一定要先跟爸爸妈妈打招呼，如果有客人来，你要表现得乖一点。不要以为这是自己家，就可以怎么样。西方人从来不这样，就说你要发展你自己，你要有自信，要勇敢地表现自己。其实这种人在中国社会会被人认为是“讨厌鬼”。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盲目地学西方，结果制造了很多问题。

　　为什么越老越没脾气

　　田：熟悉您的朋友讲，曾老师有种魅力，可以瞬间改变人的心情，本来放不下的事，一见到您就放下了。

　　曾：其实我以前脾气不好，性子很急。我是读完易经以后慢慢修炼出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的朋友，我大学的同学，看到我都不敢相信。你怎么变成这样子？

　　田：变化很大？

　　曾：太大了！连我的小孩都感觉到，这个爸爸好像越老越没脾气。其实，我不是越老越没脾气，而是越老看的东西越多以后，越知道有些你认为对的事情往往是错的。我常常公开讲一件事，就是我年轻时——其实是50岁，也不算年轻了——去一家很大的公司讲课，那个董事长就坐在我正前方。你看他对我多客气，可我刚讲了不到5分钟，他就开始打鼾，好大的声音。我当时觉得大家都不敢吭气，我再不吭气的话，我算什么呢？所以我就很客气地跟总经理讲，是不是请董事长去休息休息，然后我们再继续讲。他们总经理说好好好。后来一回想，就觉得自己太年轻太莽撞，不应该讲这种话。自那以后他跟我断绝了往来。我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要请我，我是觉得怎么会这样，我很实在，而且很诚恳地把真相说出来，结果却造成了这种结果。

　　田：说了真话反而不被接受。

　　曾：他没有面子，他怎么会跟我来往嘛！对不对？我开始检讨我自己：人家年纪比我大，肯放下事情坐在那里，就已给了我很大的尊敬了，我还要求什么？就让人家打鼾，我在一旁讲，大家还会觉得这个人修养好。所以往后我就按这个道理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次，我在一家纺织厂讲课，有一个人一路打瞌睡。我心里想，你就不要来啦，你这样影响别人啊。后来我马上想，我不应该计较他，我照讲。下课时那个人跑来跟我讲，说我昨天上大夜班，整夜没睡，本来是应该回去休息的，可是听说你来了，就赶快来听，所以一直在打瞌睡，这是不是很不礼貌？我说绝对不是。这个一来一往，我就觉得我们不能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因为你不了解人家的处境。

　　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有利于准确把握自己的处境，这就是控制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社交场所，甚至在家庭环境里，要有节制地表达而不是无节制地释放。这其中有一个度的把握，这个度就是善良和爱。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个别人反应平平而影响表达的情绪，也不会因为短暂的打扰而中断有效的叙述，这就是从爱出发再回到爱。这种和谐其实是方法论的灵魂。

　　人物简介：曾仕强

　　曾仕强，生于1934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工业教育系，获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台湾交通大学教授、兴国管理学院校长。现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卓越的成就。专研中、美、日管理比较、易经在管理上的应用、中西管理思想比较、人际关系与沟通等。著有《中国管理哲学》、《二十一世纪易经管理法》、《胡雪岩成功秘笈》等百种管理著作。客邀新马泰、印尼以及中国各地主讲中国式管理，获得广泛好评。

　　记者手记： 从不看武侠小说

　　曾仕强著《商道》封面

　　曾仕强教授对记者说：“我这一生有几种东西是不接触的，一个就是武侠小说，我从来不看。”他认为，一个人要选择自己所要的，不可以什么都要，把自己的脑筋搞得乱七八糟。

　　他也不大看爱情小说，因为看过以后发现里面写的都不现实。而且发现很多人爱情小说看多了，整个生活也变得不现实了。“我不看人家的传记。因为任何传记都是经过美化的。谁会把自己要写的那个人的缺点写出来？西方人就不是这样。西方人写传记是真实的。哪里错了他照写，哪里出洋相他照写。我们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曾教授讲到这里时，我心里是有所保留的。比如我个人认为司马迁就把武侠形象写在正史里，《靳柯刺秦王》的故事就是最早的武侠传说。西方的名人传记也未必都是真实的，他们的美化不比国人少。再比如爱情小说也不见得都是虚妄的，《红楼梦》中宝黛的爱情故事打动过千千万万的读者，它代表了那个时代封建文化对纯真心灵的压迫和反抗。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曾教授的观点不失为一家之言。（田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