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表示，在鲁迅与沈从文的镜照下，我们很难在当代文学中找到当称“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他说：“不得不承认，在数以万计的当代中国作家中，对于中国文化，我们既找不到鲁迅式的‘击中要害’的伟大评判者，也找不到沈从文式的‘理性明莹’的伟大赞美者。”

　　如肖教授所言，伟大的作家，必须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生命实体，但不是因为抽象、孤立或自恋，而是因为博大、强健和挚诚。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和沈从文，作为20世纪现代作家的两座高峰，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肖教授话锋一转，借鲁迅和沈从文之“酒杯”，浇当代文学之“块垒”，我却以为，是不恰当的。肖教授设置的理论范式是，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一个“伟大评判者”，一个“伟大赞美者”，“既找不到”，“也找不到”，总之是没有。问题在于，教授的这种理论范式是否正确？将鲁迅定义为“伟大评判者”，将沈从文定义为“伟大赞美者”，是否有简单化之嫌？我们都知道，如果范式不正确，最后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也都是不足信的。

　　说当代文学中难以找到当称“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没有问题，但无需拿鲁迅与沈从文当“镜子”，当参照物。进一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模糊性。何为“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有何评判标准？文学是没办法对比的。否则，像前几年举办“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等人得票超过苏轼、李清照、朱自清、徐志摩，就大呼“实在是中国文学的悲哀”，有必要吗？

　　当然，对当代文学的现状，不满、批判也是正常的。在传统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今天的作家，不仅要面对权力的压制与驯服，还要面对市场的诱惑、网络的冲击，很多作家陷入了焦虑，迷失了方向，拿不出优秀的作品。正如肖教授所言，当代文学精神的虚脱和感染力的丧失，已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

　　但也应该看到，即使在最黯淡、最没有希望的时代，也有群星闪耀的时刻。在今天，还是有不少当代作家，甘于寂寞，在为真正的文学而写作。譬如说吧，笔者比较喜欢的迟子建，她的作品，始终有一种清丽脱俗的美；诗人北岛，近年来转向散文写作，也是佳作迭出；还有残雪、胡发云、杨显惠、章诒和等作家，都是值得尊敬的。

　　笔者理解，肖教授对鲁迅和沈从文的推崇，以及对当代作家的反思和批判，更多反映的是在当代文学“不给力”面前的一种文化焦虑。但要避免贵远贱近和厚古薄今，否则，就可能陷入一种“批判的陷阱”。

　　其实，这种“批判的陷阱”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特别是在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总觉得过去的好，现在的坏，现在的东西都没有前途，看不到希望。对知识分子——按照许纪霖先生的分法，20世纪中国有六代知识分子——总感觉一代不如一代。笔者并不反对文化人的忧患意识，但是一味的焦虑和杞人忧天，也没有必要。（陈才）